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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心”之论 在人们的心目中，儒家在政治上主张“法先王”，文学思想上也倾向于师古，但师心诗论也发源于儒家。《诗大序》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43)，就是师心之论。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44)，为师心诗论提供了理论支撑。 论者认为，唐代诗学有明显的师心倾向，其论颇多，如王昌龄《诗格》所论：“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文章兴作，先动气，气生乎心，心发乎言，闻于耳，见于目，录于纸”(45)訛。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所谓“心源为炉，笔端为炭。锻炼元本，雕砻群形”(46)。论艺亦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记张璪论画，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语(47)。而宋代诗学，却走向了师古。 宋代理学家在“师心”问题上有一个解不开的矛盾。理学家从程颢起，大力提倡学要“自得”，他说自己学说最关键的“‘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48)。理学为学贵“自得”，“自得”即师心。师心独造，其实是宋代理学显著的特点，也是他们谆谆告诫后学的。但同时他们又以圣人之学自命，很避讳师心之说，被称为心学宗师的陆九渊，曾猛批“师心自用”(49)。在理学影响下的元代诗学，师心之论当然也就没有师古论那么系统，但深入考察，其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 讲元代诗学，都不得不从宋代讲起。在一定意义上说，元代诗学是在批评宋诗之弊中发展起来的。宋代诗学以讲究学问和师法为特点，这也正是师古诗学的特点。所以，宋代诗学在唐代诗歌盛世之后，强调师古，是一个时代的倾向。典型之论，如黄庭坚《答洪驹父书》所言：“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50)“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是黄庭坚也是江西诗派的代表性论点，也是其师古倾向的重要标志。宋末严羽已经对此所造成的弊病深致不满，要用盛唐诗人师心独创的灵性，来救宋诗滞塞之弊，所以在《沧浪诗话》中提倡“以汉、魏、晋、盛唐为师”，其中又特别标榜盛唐，以为“盛唐诸人，惟在兴趣”，没有宋人“以学问为诗”之弊(51)。他提倡的师“盛唐”，其精神实质是师法盛唐诗的“惟在兴趣”，也就是师心。宋代江西诗派以文为诗，上承唐代韩愈，而追源杜甫。所以，元代文人对宋代蹈袭之弊的批判，有时也追源至韩愈。如王恽的《玉堂嘉话》卷二记其前辈文人王磐论文之语说：“文章以自得、不蹈袭前人一言为贵。曰‘取其意而不取其辞’，恐终是踵人足迹”。王恽持这一理论评文，说：“析理知言，择之精，语之详，浑涵经旨，深尚体之工，刊落陈言，极自得之趣。”(52)元人以性情论诗，以“自得”论诗，都表现了元代诗论的“师心”倾向。 (一)“诗生于心成于言” 黄溍治学，师承多元，他虽与柳贯并称“金华二先生”，但又承心学之绪，他的老师刘应龟治学就“以简易为宗，读书务识其义趣”(53)，有着明显的心学倾向。黄溍谈论诗文的文字中，师心尚今之论颇多，如他说： 夫诗生于心成于言者也。今之有心而能言者，与古异耶?山讴水谣，儿童女妇之所倡答，夫孰非诗?彼特莫知自名其为诗耳。或者幸能探幽发奇，使组绣之丽，被于草木，是固知以诗自名，而非孟子之所谓“诗”也。(54) “诗成于心”，这是他的诗论纲领。有了这一纲领，诗便从政教功用、社会功利的重负下解放出来，回归它表达人心情感的本位。 受心学影响，他提出了“物我混融，境智冥合”的重要命题，发展了唐宋以来以禅论诗所形成的意境说。“竹，物也；动静，境也。物我混融，境智冥合，则静且不有，而况于竹耶”?要求审美应该“善观物而不物于物”(55)。当物我混融为一时，即无物无我，当然既无动静也无竹，人的精神完全处于一种灵明虚静之境，在审美观照中，体验主客观的浑然为一。 师心必然引出尚今而不泥古的结论。我们看他通达的古今之论： 善立言者，不必出于古，不必不出于古也。非有异焉，则其书可无作也；非有同焉，则其书亦不能以独传也。惟夫同不为阿，异不为矫，斯言之善者也。(56) 师古与师心，或者说因与革，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不可独存，“必出于古”，回到古代，肯定不行；“必不出于古”，割断历史，一切独创，当然不可能。师古而“不阿”，师心而“不矫”，才是正确的态度。此理平实，但讲得到位，公允而不偏激。决不像明代一些诗论家，其说貌似深刻，但若循之以往，必入歧途。 更为重要也更有价值的是，他“诗成于心”这一论诗纲领所要强调的，是诗以写“胸中之趣”、“胸中之奇”以及“胸中之磊落轩昂峥嵘者”： 遇风日清美，辄与胜流韵士，酣嬉于水光山色间。所为诗，直以写其胸中之趣，不苟事藻饰求媚俗也。(57) 其胸中之磊落轩昂峥嵘者，时时发见于笔墨之所及。(58) 先生落拓不羁，放情物表。肆笔成章，皆直写胸中之奇。春江静波，秋山峻峰，不足为喻也。(59) 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他“诗成于心”的理论价值。今人对元后期倪瓒画论“写胸中逸气”(60)之说评价极高，而黄溍之论，早于倪瓒且深于倪瓒，其价值无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柳贯也是师心尚今论者，在这方面，他与黄溍有着共识。他认为，诗不过写我心而已，他在《自题钟陵稿后》一文中说： 余之诗，出诸余心，宣于余口，无隽味以悦人，无鸿声以惊俗。上不足以企乎古，下不足以贻诸今。不过如嵇康之听锻、阮孚之著屐，以足吾之所好而已……余山中人，旦夕受代东归，以是诗置诸山中，则林猿野鹤，其将有以谅之矣。(61) 在他看来，前人加在诗身上的种种神圣使命，诗是不能承受，起码他的诗是不去承受的。诗不过“足吾所好”，就像嵇康喜欢锻铁，阮籍喜欢屐一样，只不过是个人的一种爱好。消解诗的神圣性，是元代诗学的一种倾向，如牟巘说：“诗直耳目玩耳。”(62)刘将孙说：“夫诗者，所以自乐吾之性情也。”(63)值得注意的是，金华学派传人、一代名儒柳贯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好诗应“神超韵胜”，得自自然，“思与境会，脱口成章，自有一种奇秀之气”(64)，而不“损天和”： 揽烟云之卷舒，瞩卉木之荣悴，虽万物之变交乎吾前者有不胜穷，而吾胸中天理流行之妙，悠然沛然，亦即其所处，而乐其所安，夫岂有一毫舍己从人之私得以溷吾之意而败吾之适也?(65)诗文不过“适意”而已。使“吾胸中天理流行之妙”“悠然沛然”而发，绝不“舍己从人”，这就是柳贯对“适意”的理解和解释。“文章蕴藉心无累，山水娱嬉笔有神。唤起瞽矇陈啴缓，洗空盆盎出清醇”(66)。写我之心，适我之意，还要使我心无累。以朱熹理学传人自命的柳贯竟有如此“师心”诗论，这是很值得关注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