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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春秋时期，有“立德”、“立功”、“立言”以求不朽的观念，一般认为，“三不朽”有价值高低的差别。但根据同一时期“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的铭礼，可知“三不朽”实际上表达了天子、诸侯、大夫三个阶层不同的价值追求，其形成有着历史的原因。从“称伐”到“立言”的转变，反映了大夫阶层已经取代天子和诸侯，成为社会舞台的主角。“立言”就是新的意识形态构建过程，它通过“有征”的形式和悠久的巫史传统相联系，并从中获得话语权。 【关 键 词】三不朽/大夫立言/信而有征/话语权 【作者简介】过常宝，高建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鲁大夫叔孙豹云：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这就是所谓“三不朽”。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认为：立德即“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立功指“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指“言得其要，理足以传”。惠泽无穷的“德”，价值要高于济于一时之“功”，而“立言”难见“博施济众”和“拯厄除难”的实效，故又等而下之。立德、立功、立言者分别为“上圣之人”、“大贤之人”和“又次大贤者”。而形成三种人格的原因是“人之才知浅深”①。“三不朽”显示了三个由高到低的等级，这已经被后世广泛接受。但由具有命定色彩的“才知”决定着成圣还是成贤，这与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相抵牾。今人则期望通过模糊“三不朽”之间的差异来解决这些困惑②，但这又与《左传》原文不符。叔孙豹曰：“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据《左传》所载，臧文仲为鲁卿，庄公二十八年曾“告籴于齐”，僖公二十一年谏焚巫尪使“饥而不害”，僖公二十六年“以楚师伐齐，取谷”，等等，颇有恤民之德和救败之功。那么，叔孙豹为何要舍“立德”、“立功”而独认等级较为低下的“立言”呢?显然，“三不朽”的成立一定受制于某种制度性因素，找出这个因素，才能真正理解“三不朽”的内涵及其意义。 一、“三不朽”本义 关于“三不朽”的主体身份，《左传·襄公十九年》所载臧武仲的一段话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焉。臧武仲谓季孙曰：“非礼也。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今称伐，则下等也；计功，则借人也；言时，则妨民多矣，何以为铭?” 鲁襄公跟随晋平公围攻齐国，获胜。季武子用缴获来的兵械铸钟，并作铭颂扬鲁襄公的军功。臧武仲根据铭文礼制，认为攻伐之事不可用来称赞诸侯，而且败齐之功属于晋君，鲁君不得贪冒。从这段话来看，就铭文而言，天子称德，诸侯称功，大夫称伐，三者不可混淆。铸器作铭，为了上报祖先、下以传世，所以铭礼也一定体现了社会价值标准和表达规范。也就是说，春秋时代，各阶层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追求，不可错乱。将三等铭礼和“三不朽”进行比较，两者都是关于个体最高价值的表述，前两项都是“德”和“功”，只是第三项有“称伐”和“立言”的区别，可以推断，三等铭礼和“三不朽”其实是一回事，只是说法有异而已。那么，“三不朽”实际可表述为：天子立德，诸侯立功，大夫立言。所谓太上、其次云云，说的是天子、诸侯、大夫地位的差别。这就是叔孙豹为什么不敢称颂臧文仲的恤民之德和从政之功，而专言其“立言”的原因。 杜注“天子铭德不铭功”③，反之亦然，诸侯或大夫“铭德”就是僭越，“德”是天子专有的价值属性。晁福林说：“从甲骨卜辞的记载看，殷人所谓的‘德’更多的是‘得’之意。在殷人看来，有所‘得’则来源于神意，是神意指点迷津而获‘得’。”④殷王是甲骨占卜的主持者，所以他专有神意的“德”，故卜辞多见“王德”二字。西周文献中，“德”常被用来表示王权受诸天命的合法性。如《诗经·周颂·维天之命》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此处的“维天之命”，实即《大盂鼎》铭文所谓“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⑤，是“文王之德”昭示了周革殷命的合法性。这种用法在春秋时期仍然可见，如《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其中的“德”亦为受有天命之意。此后，“德”义有所演变，但往往与天子有关，如《国语·鲁语下》载孔子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这里的“昭其令德以致远”，就是展示其天子之德性和德行，使方国服膺。又《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富辰谏周王云：“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由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只有天子才有可能拥有“抚民”之德。也就是说，“德”是天子受命的合法性所在，是天子所能展示出的令人服膺的品质，所以才会有“天子令德”、“大上立德”的说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