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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诸侯言时计功”，杜注“举得时，动有功，则可铭也”⑥。“时”在春秋时期是一种重要的价值标准，“得时”与否一般有两方面的参照：祭祀的时序和农时。臧武仲所云“妨民多矣”，指的就是使百姓错过农时，此为“不时”。显然，“言时”是对诸侯行政治民的考察。那么，“计功”是什么意思呢?《左传·庄公三十一年》载：“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从这句话来看，诸侯击败夷狄可以算是“功”，而战胜周朝之内的诸侯国，则不能算“功”。周初封建诸侯的目的是“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扞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也就是说，封建的最重要功能是“屏周”，诸侯受王命而征伐夷狄，即是“屏周”之行为。《左传·成公二年》载：“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王弗见，使单襄公辞焉，曰：‘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王亲受而劳之，所以惩不敬、劝有功也。兄弟甥舅，侵败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献其功，所以敬亲昵、禁淫慝也。’”诸侯征伐“兄弟甥舅”之国，即使出于王命，也不能献功，也就是不被周王认可。据此可知，在最初的含义上，诸侯的最高价值就在于尊王命以讨伐四夷。所谓“计功”，指的就是向周王献俘、献馘，如《虢季子白盘》云：“搏伐猃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献馘于王。”⑦铭文记载了虢国国君奉命讨伐猃狁获胜献俘之事，其中“折首五百，执讯五十”云云，就是“计功”。春秋时期，“功”的含义有所扩大，一般的“役王命”或尊王行为，都可以被称为立功。《周礼·夏官·司勋》将“功”分为六种：“王功曰勋，国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劳，治功曰力，战功曰多”，并说“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勋诏之”。早先的“四夷之功”在这里只是被包括在“勋”之中，“功”被扩展到诸侯王的各项政治、军事行为当中，含义大大丰富了。但“功”主要作为诸侯的属性，这一点却仍然保留着。 “役王命”为“功”，从诸侯之命则为“伐”。孔颖达正义说：“若称伐，则从大夫之例，于三者为下等，不足为功美也。”⑧“大夫”作为贵族等级名称，约出现在西周后期⑨。西周和春秋前期，比较活跃的是周王朝的卿大夫，他们承担着治理王畿、出使诸侯和带兵出征的责任，其德性观念和标准早已形成⑩。到春秋中后期，诸侯国大夫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重要，臧武仲所谓“大夫称伐”，指的就是诸侯国的大夫。诸侯大夫一般分为公族大夫和异姓大夫，前者是由国君的家族分裂出来的，后者则多为积累军功而被擢升为大夫的。大夫在经过数代沿袭后，形成世族，在诸侯国内拥有很大的权利和很高的地位。从现有文献来看，诸侯国的大夫以自己的私人武装为国君征伐，乃是其最基本的义务。张荫麟论曰：“一个大夫和他私家的僚属战士，每每构成一大家族：他出征的时候领着同族出征，他作乱的时候领着整族作乱，他和另一个大夫作对就是两族作对，他出走的时候，或者领着整族出走，他失败的时候或者累得整族被灭。”(11)《左传》中关于卿大夫为诸侯出征，并且拥有家族武装的记载很多。可以说，拥有私人武装，是诸侯世族最为显著的特征，而听从诸侯命令出征，并且通过战争积累功劳，壮大家族的声誉和势力，就成了大夫的主要目标。 春秋时期，人们认为人死后将成为神灵，并通过“世不绝祀”来维系其存在。一旦断绝了来自子孙的祭祀，则将成为孤魂野鬼，也就无法显示其存在。所以，个体生命是通过家族来延续的，这就是“保姓受氏”而“不朽”的意义，而“大夫称伐”则是“保姓受氏”的前提。 综上可知，“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三等铭礼，反映了天子、诸侯、大夫三类人群不同的社会责任和价值追求。那么，“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三不朽”，也同样反映了天子、诸侯、大夫三个不同阶级的社会理想。两者的差别在于对大夫阶层理想的表述，是“称伐”还是“立言”?两者又有什么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