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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称伐”到“立言” 天子和诸侯的理想，早在西周初期就已经形成了。到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才逐渐兴起的大夫阶层，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着的社会，其价值观念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西周康王时器《大盂鼎》铭文记载康王对大臣盂说：“今余唯命汝盂绍荣，敬雍德劲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王曰：盂，乃绍夹尸司戎，敏敕罚讼，夙夕绍我一人烝四方。”(12)从这段话来看，盂的主要职责是进谏、奔走和司法，对他的德性要求除了一般的“畏天威”外，具有针对性的就是“敏”了。《诗经·大雅·烝民》所谓“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是对“敏”最周到而恰当的解释。“敏”兼有明智和勤勉的意思，它的对象是作为“一人”的天子，它的目的是“以保其身”，进而言之，就是“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求得家族的“不朽”。显然，西周时期的大夫之德社会价值较低，他们被严格限定在自己的职事和家族的范围之内。 这种观念对春秋诸侯国的大夫有着较大的影响。《左传·成公十七年》载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失兹三者，其谁与我……君实有臣而杀之，其谓君何……受君之禄，是以聚党。有党而争命，罪孰大焉?”又《国语·晋语一》载晋大夫荀息曰：“吾闻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闻违命。君立臣从，何贰之有?”他们以“受君之禄”的“事君者”来界定大夫的社会属性，在此条件下所形成的“信、知、勇”等价值规范，对“敏”的突破是极其有限的，其核心还是无条件地服从、服务于诸侯。 另一方面，随着天子衰微，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各种政治活动、军事活动明显多于西周时期，诸侯国大夫在奉命征伐的同时，也有了更多的外交内政的工作，其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诸侯国内政治动荡，大夫篡弑时有发生。大夫阶层开始有摆脱诸侯，追求独立的主体价值的意愿。以征伐邀功于诸侯，显贵于祖先，将自己的价值局限于家族的荣衰上，这种观念已经落伍，一种新的价值观开始形成。 西周和春秋时期，卿大夫除了带兵征伐外，还要参加祭祀、策命、结盟、朝聘、宴饮等仪式性活动。仪式性活动往往有巫史参与。《国语·楚语上》云：“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也就是说，君臣各类仪式性活动大多都离不开巫史人员的引导，他们才是政治和社会活动中的“专业人员”。而巫史的职业才能除了宗教和礼仪知识外，另一个重要的显现形式就是各类言辞或文辞。从《左传》中可知，早期为周王出使列国的主要是内史过、内史叔兴、内史叔服等史官。僖公十一年，内史过赐晋侯命，复命周王曰：“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由此可以看出，史官在西周和春秋早期的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过，史官的政治地位在西周以后一直是呈下降的趋势，《左传》所记载的史官出使，往往是和卿大夫相伴而行，如内史过赐晋候命就是与邵武公同行，而到春秋中期之后，出使、朝聘、结盟等，则主要由卿大夫承担，有时会有“使者”或“行人”这类低级史官充当辅助性角色，主持者就很少见到史官的名字了。也就是说，在王室衰颓、礼崩乐坏的历史背景下，诸侯国卿大夫在各种政治场合越来越活跃，于是，言辞作为突出的政治外交才能，受到大夫阶层的高度重视。 言辞或文辞在春秋政治活动中十分重要，郑国子产的故事可为典型。郑“国小而逼，族大宠多”(《左传·襄公三十年》)，可谓内忧外患，子产作丘赋、铸刑书、不毁乡校，并且以个人的才华赢得其他诸侯国的敬重，为郑国争得较为宽松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子产的言辞。《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又《论语·宪问》载孔子云：“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由此可见子产高度重视并十分擅长言辞。当郑人聚集乡校以议论执政的时候，他不毁乡校，而且要“闻而药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这其中就有容忍、鼓励言辞的意思。孔子论子产云：“《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左传·襄二十五年》)从子产的例子可以看到，大夫阶层已经主动学习史官的言辞才能，并逐渐取代了他们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 此一阶段，出现了“辞顺”或“有辞”这类概念。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晋将鲍癸评论楚将“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文公十四年，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菑于邾，邾人辞曰：“齐出玃且长。”宣子曰：“辞顺，而弗从，不祥。”乃还。襄公二十五年，面对晋人责问郑国为何攻陈，子产侃侃而辩，赵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祥。”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坏晋馆垣，并严辞责晋，使晋信服。叔向评论云“子产有辞，诸侯赖之”。在“辞顺”或“有辞”的评价中，对言辞有着神秘的、过度的推崇，这是言辞能力从巫史阶层转移到大夫阶层初期所形成的特殊状况。对于史官来说，“辞”是一种职业性的技能，而对于刚崛起的大夫阶层，“辞”既是一种值得学习的技能，也是一个值得膜拜的传统。《诗经·?{风·定之方中》毛传有所谓“大夫九能”之说：“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为九德，可以为大夫。”这里所描述的可能是个理想状态，但至少可以说明?，在此后的发展中，言辞已经成为卿大夫阶层最为重要的修养。 从“称伐”到“立言”，显示了大夫阶层社会理想的转变，这在《左传》中只间隔五年的时间，它反映了社会文化的急剧变革。“大夫称伐”所追求的乃是将个体价值融入到宗族“世禄”的链条中，通过永保“世禄”来实现自己生命的“不朽”；而“立言不朽”则有着根本的不同，“是直以人文成就于人类历史中的价值，代替宗教中永生之要求”(13)，是将个体价值纳入到社会和历史中，从而超越了宗法文化的范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