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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论 曲学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知识系统，诗学、文论有时甚至引领曲学理论建构的主要议程或问题导向。重建古典美学典范的明代诗文复古运动反馈于曲坛，也促进了曲学“经典意识”的高扬。然而，文学的经典化作为一种文学相互关系的梳理、确立，必然体现出价值观念的解构与重构，因此，元曲的经典化绝非一蹴而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八“集部五十一词曲类”有云：“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永瑢 纪昀1807），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则指出元曲“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着于录，后世硕儒，皆鄙弃不复道”，“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沈晦者且数百年”(1），于是今人容易认为，元曲的经典化是古今文学观念“现代转型”的结果。其实，尽管曲体的经典化与诗文的经典化隐藏着不同机制，然而，这是否意味着美学或文化观念上的断裂乃至“传统的”与“现代的”对峙，[12]却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明代曲学上承宋元曲学之门径，下启清代曲学的堂庑，并延续为近现代曲学家的知识结构。面对“元曲经典化”论题，既不能忽视古代文学观念的多样性、复杂性，也有必要关注元曲经典化历程与“五四”前后新兴文学观念、文化观念之间的某些契合。而那种种契合，既是若隐若现的“草蛇灰线”，也有其待开掘的“内在理路”。 注释： [1]文体经典化论题的提出，值得学界特别关注，参见吴承学：“‘中国文体学专题’主持人语”；贾奋然：“经典文体与文体的经典化”，《文艺理论研究》1(2013）：13-18。 [2]参见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童庆炳、陶东风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与重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80。 [3]有研究者指出：“从中国古代文体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文体自身早就形成了一个与礼仪制度、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价值序列，并因其不同的社会功用而分列于不同的位置，自然形成了尊卑高下的价值等级。”参见王长华、郗文倩：“中国古代文体的价值序列”，《文学遗产》2(2007）：136-37。 [4]这里“边塞之声”，清同治光绪年间永康胡氏退补斋刻《金华丛书》本之《洪武圣政记》作“胡虏之声”，当更准确。 [5]关于明代礼乐重建与戏曲观念的嬗变，相关研究可参见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论述极为周详、严密。 [6]关于古代曲学的“尊体”问题，还可参见程华平：“试论推尊曲体与古代戏曲的文体建构”，《文艺理论研究》6(2009）：109-13。 [7]王昆吾指出，历代词论中的“本色”、“雅正”之说“往往同道学风尚相关。词史研究总是摆脱不了这两种理论的影响，因而总是把关于文学的历史形式的判断混同于关于文学内容的伦理判断和审美判断。”参看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2。 [8]相关论述可参见解玉峰：“明代曲论中的当行论”，《学术月刊》9(1999）：72-76。 [9]王中江指出：“儒家典籍的经典化过程，是一个不断被征引和传述的过程。”参见：“经典的条件：以早期儒家经典的形成为例”，《中国哲学史》2(2002）：48-54。 [10]另有研究者指出：“南散曲之发生本是文人之事，南散套从其发生之日起，其性质便不在音乐，而主要是文学之一体。”参见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上海：华东师大学出版社，1991 年）94。 [11]相关研究可参见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年）：1-6。 [12]有研究者认为：“今天，被置于文学史或文学选本中的经典文本，它们之所以被经典化，可能来源于完全不同的历史的社会的以至文学的语境条件。例如，大量的古典诗文，比如屈原、曹植、元好问的诗，庄子、柳宗元、张岱的散文可能是根据传统的美学或文化的标准被经典化的；但另一些古典的文学经典，例如词曲小说，则是根据现代的美学或文化的标准被经典化的，例如关汉卿、曹雪芹或吴敬梓的作品，他们的文类不仅获得承认，而且在现代文学社会还成为最重要的文类。”参见朱国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童庆炳、陶东风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与重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10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