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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辨体：“本色”与“当行” “本色”、“当行”之说在明代曲学中引人瞩目，其论说争辩之频繁、牵涉曲家曲作之集中，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元曲经典化历程的复杂性。“历史上关于文学‘经典’的定义大多持程度不等的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立场，即认为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必定具有自己内在的本质规定，虽然在经验的层面谁也不否认存在由所谓‘外力’(不管是政治的力量、经济的力量、种族的力量或媒介的力量）宰制经典的现象，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这种情况不足以得出经典完全没有自己内在规定性的相对主义结论”(童庆炳 陶东风 1-2），因此人们通常不会否认，经典之所以成其为经典必有其内在的规定性，作为一种历史建构的“元曲经典化”亦可作如是观，它也是对元曲内在体性、审美特质的揭示。“本色”、“当行”之说不但揭示出元曲美学层面的诸多内在规定性，也因为涉及具体作家作品高下、优劣的估衡，而在客观上为晚近以来的元曲经典论说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谱系。 文学思想层面的“本色”之说，可追溯到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篇，有云：“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虽逾本色，不能复化。［……］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栝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黄霖 103）。这里以蓝、蒨“本色”(本来颜色）与青、绛的关系来比拟“汉篇”与后出之“宋集”的关系，从思维方式看，显示出经验主义式的连类、比附的特点，另一方面，刘勰又从“宗经”、“通变”的高度，提出文学创作应折冲于质与文、雅与俗之间的主张，这就为“本色”这样一个原本平淡直白的中性词汇，贯注了幽微难言、言人人殊的审美评判，乃至带有先验主义意味的伦理评判和历史评判。黄侃先生的《文心雕龙札记》曾精辟指出，“彦和此篇，既以通变为旨，而章内乃历举古人转相因袭之文，可知通变之道，惟在师古”(88）。可见，“本色”一词最初用于文学批评时，其表层的指向似乎是审美判断，但其深层的依据却是“宗经”的伦理判断和“师古”的历史判断，并由此为后人以复古为导向的文学经典论说预设了一条内在的逻辑理路。 明人的“当行”、“本色”说特别关注曲体之于诗体、词体的异同，究其理路，宋代诗学与词论才是明代曲学这一流行话题更为切近的思想资源。宋代因表演艺术的发达，特别是宋词演唱艺术的流行，“本色”之说又与“当行”之说联系起来，成为诗论与词论中引人注目的一种文学观念。代表性言论，如陈师道《后山诗话》有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285）；赵令畤《侯鲭录》卷八有云：“黄鲁直间为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乃着腔子唱好诗”(413）；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有云：“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12）。影响最大的是陈师道，尽管他这里也隐约透露出刘勰式的先验主义倾向，特别是伦理判断、历史判断与审美判断的混溶不分，[7]但并不妨碍明人对其更为显豁的“辨体”意图的认同和发挥。如嘉靖时期人李开先的《西野春游词序》有云：“词与诗，意同而体异，诗宜悠远而有余味，词宜明白而不难知。以词为诗，诗斯劣矣；以诗为词，词斯乖矣。［……］用本色者为词人之词，否则文人之词矣”(俞为民 孙蓉蓉“明代编第一集”412）。这里所谓“词”，其实是文人散曲；而《西野春游词》的作者袁崇冕与李开先都是山东章丘人，联系李开先不擅南曲，甚至因不谙吴音而受到王世贞的讥讽，此处以“本色”论曲，主要是对北曲审美特质的一种概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