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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的建构及其两人方法论上的同异 如前所述，盐谷温和鲁迅身处“国民文学”的时代，在建构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的过程中，其最大的共同性体现在对雅俗文学关系的根本性颠覆方面。我们暂且抛开他们在处理“文学史概论”和“小说专史“方法上的不同，则可以看到他们共同把关注的焦点聚集在元明以后的通俗文学即平民文学上，由此形成了以戏曲小说为中心的文学史编撰体制。这在今天早已成为常识，但在当时的确有着革命性的意义。例如，《剑桥中国文学史》主编之一的宇文所安，在“上卷导言”中对1920年代全新的中国文学史之诞生，其“抗争”的意义有如下精彩的描述： 1920年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家、文学史家，将一幅语言修辞层面及其相关文体的宁静地图转变为一种对抗叙事，转变为死的“文言”与活的“白话”之间的斗争。胡适，1920年代最富盛名的知识分子之一，将这场斗争的源头一直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这是一种包含动机的文学史，1920、1930年代以降，从多部以汉语写就的文学史中，依然可见这一动机的痕迹。如果说这是一个新的中国试图脱离旧中国的时期，那么，文学史则成为一首表现抗争的史诗，由书面白话对抗文言令人麻木的统治。这个故事的结尾——1920年代现代国族文学白话文最终大获全胜，是早已预先设定的。[28] 1920年代前后中国文学乃至文学史观念的变革运动的确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而胡适也确实是这场运动的急先锋。仅就文学史编撰而言，他与鲁迅的小说史讲义几乎同时开讲的《国语文学史》（1921），便开宗明义将白话文学置于文学史的核心位置上：“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我们现在讲白话文学史，正是要讲明……中国文学史上这一大段最热闹，最富于创造性，最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史。”[29]在胡适的思想观念中，文学之人民（国民、平民）性的价值肯定和进化论的历史观是两大支柱，而其表达方式尤显得高调而激越，也因此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革命宣言。 盐谷温和鲁迅的文学史研究，自然也在这样一个大时代的发展脉络里面，虽相比之下没有胡适那么高调张扬，但人民性的视野和进化论的史观一样是他们文学史编撰体制的核心。例如，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序言，就直接将元代之后的中国文学定义为“国民文学”，并把元明戏曲小说与唐诗宋词并列： 支那乃文学之古国，有四千年之历史，横跨四百余州县，人口众多而号称四万万。泰华巍巍千秋耸立，江河洋洋万古流淌。天地正气凝聚于此，而开三代之文化。汉唐之世，尊崇儒道且奖励文教，济济人才翱翔翰林文苑，吟诵风月而展露诗赋文章之英华。元明以降，戏曲小说勃兴，于国民文学产生不朽杰作，而其中尤推汉文、唐诗、宋词、元曲达至空前绝后之境。 盐谷温进而称宋以后的小说为“真正的国民文学”，而在狩野直喜于欧洲所见敦煌石窟经卷里的雅俗折中体之散文和韵文小说中，他甚至想象到“唐末五代之际于优美典雅之传奇体外，曾有极为俚俗且为一般下层民众所赏玩之所谓平民文学发生”[30]。他的《讲话》问世以来，得到高度评价者大概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文学体式为标准和顺序来叙述文学的发展过程；二是重视戏曲小说的考察并将其与诗文同等看待，以其寻找“国民文学”的发展轨迹。孙俍工的译本前有盐谷受业弟子内田泉之助作“内田新序”，亦明确指出了上述两点。[3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