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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解放区文艺运动中的“真人真事”创作包括了三个层面：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真人演真事”和“真人”决定“真事”。三个层面的“真人真事”创作成为文艺工作者走向工农兵、工农兵走向文艺的捷径：以“真人真事”为题材最终成为知识分子改造自我的“摹写”运动；“真人演真事”成为解放区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塑造的过程；“真人”决定“真事”创作提升了“经验”在创作中的重要性，使群众在“真人真事”中虚构历史。可以说，“真人真事”创作既改变了解放区文艺，也改写了历史。 【关 键 词】“穷人乐”方向/“真人真事”创作/群众文艺 【作者简介】周维东，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晋察冀边区阜平高街村剧团创作的《穷人乐》取得了巨大成功。该剧被晋察冀边区作为“方向”在边区内推广，成为解放区文学中著名的“‘穷人乐’方向”。作为后期解放区文学中较有影响力的文艺思潮，“‘穷人乐’方向”可以用“群众文艺运动”来概括，不过这并没有说明问题的本质，在“穷人乐”为代表的群众文艺运动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支撑点，那便是“真人真事”创作。 “穷人乐”成功的经验，是让群众真正成为了“文艺运动”的主角，他们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一跃成为文艺的创造者(创)和执行者(演)。从理论上讲，普通群众要成为文艺的主角，至少需要两个条件——“权”和“能”。从“权”的角度而言，边区群众成为文艺运动的主角固然受到政治权力的支持，但要在创作过程中获得主动权，还必须具有表达和评价的优势，说到底，是要用事实证明群众创作比作家创作更具有优势。从“能”的角度，普通群众要参与创作，首先要克服在知识储备上的种种缺陷——在普通群众知识水平一时无法整体提高的情况下，要使群众创作成为可能，需要提供一种新的创作的可能。这两个问题，在“真人真事”的创作格局中得到了解决：当“真事真事”成为创作的标准，群众的“经验”就成为他们先天的优势，这既克服了创作中“权”的问题，也弥补了作者“能”的问题。在“真人真事”的创作标准下，知识分子的“知识”被消解为纯粹的“工具”，只能充当文艺运动中的“配角”。有了这个基础，群众文艺运动才可能成为事实。 经过“穷人乐”方向的推动，“真人真事”创作在边区成为一种潮流。不过，“真人真事”创作标准并不是在“穷人乐”方向推广后才开始出现的。有意识地使用“真人真事”创作标准的，首先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一部分试图表明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创作中用“真人真事”来证明自己“为工农兵服务”的立场①。而后，随着“真人真事”创作被一再提起，它在解放区文学中构成了一个立体体系。它包括三个部分：(1)题材的要求，这是“真人真事”创作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写作的题材必须是真人真事；(2)演出的要求，这是“穷人乐”方向所形成的一个传统，即用“真人演真事”；(3)创作的要求，即由真人来决定“真人真事”的艺术形态——这也是“穷人乐”方向所提倡的。由于包含了这三个方面，“真人真事”创作就不仅是群众文艺运动的一部分，也成为解放区文艺创作中一个独特的现象，值得研究和重视。 作为现象的“真人真事”创作，至少有两个问题首先需要探讨：第一，其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它为什么受到解放区文艺领导者的高度重视？第二，其对解放区文学(包括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关于这两个问题，已有部分学者进行了解释。有学者认为：“真人真事”创作是创造“典型”的必要途径——这实际已经指出了“真人真事”的理论渊源——左翼文艺运动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具体应用②。也有学者从反思的角度，指出：“‘真人真事’写作本质上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向工农兵大众的被动归化过程，工农兵型的‘真人真事’写作本质上是工农兵大众对革命意识的主动认同过程。”③这种分析既说明“真人真事”创作在延安造成的影响，也说明了其产生的根源。应该说，不管是提倡还是反思，两种分析都点明了问题的本质，但稍嫌遗憾的地方在于：如果将“真人真事”简单归结为左翼文艺理论的发展，那么它在延安时期发生的变化可能被忽略——而这恰恰是不能忽略的问题；再者，虽然学者们注意到“真人真事”对“知识分子”和“工农兵大众”产生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实现的过程没有得到充分展示，这势必影响我们对这一段历史反思的深刻程度。有鉴于此，本文拟从“题材”、“表演”和“创作”三个层面，对这一现象及其影响作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