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赵京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出版过专著《周氏兄弟与日本》、《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等。 一、 国民文学时代之“文学”历史主义研究的发生 在西方，与启蒙运动相伴而生的文学上之狂飙运动（浪漫主义）到了19世纪中叶渐趋落潮，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亦逐渐定型。因此，福柯说“文学”的确立不过是19世纪后期发生的事情。而同样是诞生于19世纪的以进化论和实证科学为根基的历史主义思潮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则导致了对文学加以规范化的国别文学史的大量产生。这种崭新的文学史编撰体制，意在通过回顾文学的历史以寻找“国民”的心声，从而凝聚作为民族国家之主体的国民意识。因此，我们可以说19世纪后期已然进入到一个“国民文学”的时代，而文学史书写的兴起和发展乃是适应这个时代要求必然发生的一种学术制度构建。 这种文学史制度建构发源于欧洲，正如现代民族国家最早出现于西方一样。它的源头大概在德国作家赫尔德的《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心声》（1779）之中，赫尔德主张从诗歌与民族、地理、历史之间的关联入手来研究文学史。这预示了泰纳种族、时代、环境三位一体之国民文学史的诞生。泰纳的《英国文学史》（1869）是一部典型的寻找民族或国民精神认同的文学史叙述，他强调一个种族具有天生和遗传的倾向，这些倾向因民族的差异而不同，它体现在民族世代传承的伟大文学中，成为一国国民区别于他国他民族的标记。而时代精神和地理环境则是铸成这种文学民族性的另外两个原因或外部压力。到了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1890），则更明确把民族文学视为“国民性的文学”，坚信“一个国家的文学，只要它是完整的，便可以表现这个国家的思想和感情的一般历史”。[1] 以国民文学的视野来观察文学的历史，要求建立一套全新的阐释架构。它试图颠覆以往分散的、文言的，以帝王将相、绅士淑女为主体的文学叙述，重新建立起以一个核心民族尤其是代表该民族大多数的平民之口语化文学创作为核心的，即以戏曲小说为主体的所谓国民文学史。这种口语白话文学对抗文言古典文学的方式，也可以称为对以往雅与俗文学关系的价值颠倒。如果说，这样一种全新的文学史编撰体制诞生于19世纪后期的欧洲，那么，它的传入欧洲以外地区如东亚的日本和中国，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们阅读周氏兄弟20世纪初留学日本时期的文章，便可注意到他们已经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史著作，如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利特耳《匈牙利文学史》等，并且强烈地感受到了文学史背后民族精神的兴亡和国民意识的凝聚。 日本和中国同样在19世纪中叶面临到西方列强向全球扩张的冲击，而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1870年代前后开始民族独立和主权国家建构的历程。如果说，日本经历明治维新而于1880年代前后其现代国家的制度建设基本成型，伴随着征兵和教育等一系列现代制度的确立以及“言文一致”运动的展开而迎来了国民时代学术文化的大发展，那么，中国也是在稍后的时期经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而有了现代主权国家的雏形，从而推动了五四新时代思想学术的兴起。仅就文学史这一编撰体制的建立而言，在日本，与芳贺矢一《国文学十讲》《日本文学史》《国民性十论》（1907）和津田左右吉《文学上所见国民思想的研究》（1916）等有关日本文学史的著作大量涌现同时期，也开始出现了汉学家有关中国文学的历史著作，如笹川临风《支那文学史》（1899）、久保天随《中国文学史》（1904）、狩野直喜《支那文学史》（1908年讲）《支那小说史》（1916年讲）《支那戏曲史》（1917）等。这中间，中日在现代化进程上的一二十年落差导致了下面这样一个特殊现象，即中国有关本国文学史的建构与先一步实现了学术之现代转换的日本汉学（支那学）之有关努力几乎是同一时期发生，并于20世纪初在彼此影响相互切磋之中共同建构起了中国文学史的编撰体制。我们需要打破以往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比较视野下“日本影响中国”这一单线的观察视角，而看到交互影响的历史复杂性并建立起在世界和东亚范围内观察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建构过程的复线视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