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前所述，盐谷温与鲁迅的唯一一次会面是在1928年2月23日。而之后的26日，他所奔赴的则是山东曲阜，目的在于参加春季例行的祭孔活动。据马场春吉记述，盐谷温是跟随日本各大学及专科学校的教授们一同前往山东的。这次活动得到了日本涉泽荣一财阀捐助，山东督办张宗昌支援，无疑是一次极具政治意味的活动。不仅当晚在济南督办府有盛大的欢迎宴会，日本陆军相板垣征四郎和参谋本部的小野中佐以及日本领事馆的多名官员出席，而且张宗昌督办还为其赴曲阜安排了特别列车。27日，在孔子圣庙，盐谷温曾行礼拜祭并会见孔门后裔，包括与孔氏七十七代孙衍圣公孔德成握手结交等。回到济南之后，又于齐鲁大学医科礼堂作题为《孔教与世界和平》的讲演，演绎孔教的真精神而斥儒教批判者为应遭天之唾弃的人[50]。 山东祭孔之后回到北京的盐谷温，还另有一个行程即赶赴天津拜会废帝宣统溥仪。我们已知，1924年溥仪出宫之后便一直得到日本使馆的保护而蛰居于天津，在华的日本侨民包括政治家、学者以及活跃于新闻界的大陆浪人、支那通等多对这位废帝表示同情，而与中国的主流民意大不相同。更有一些汉学家从儒教意识形态出发，期待中国一直维持封建帝制和礼教而对现代中国的革命运动不予赞成。周作人当时曾指出：“日本除了极少数的文学家美术家思想家以外，大抵是皇国主义者，他们或者是本国的忠良，但决不是中国的好友。”[51]他们相信“儒教为东方文化的精髓”，希望在大陆找到“经书中的中国”[52]。盐谷温是不是也出于这样的感情和立场而去拜谒溥仪的呢？由于没有详细的资料留存下来，我们自然不得而知。但从他之前赴山东祭孔的行程来看，其拥护儒教的旨意还是清晰可见的。盐谷温在自制“年谱”中称山东祭孔和拜谒溥仪为一生中值得铭记的活动[53]，也颇能说明问题。 实际上，盐谷温拜会溥仪不止这一次。溥杰在《盐谷师与满洲国》一文中曰：“我平生最感惊奇且难忘的是盐谷先生三次拜谒我满洲国皇帝，而且三次都是在不同环境和场合之下。第一次是在昭和三年（1928）我皇还在天津行宫蛰居之中。第二次是昭和七年（1932）时值满洲建国，皇帝正在执政期间。第三次是昭和十三年（1938），此时皇帝已即位新京，拜谒场所也是在如今的皇宫内而非此前的执政府。盐谷先生每次都慷慨陈词，高谈王道政治的要义，之后亦常挥毫执笔，以诗文发表当时的感想。人们传诵这些诗文，不仅视为先生的光荣，更敬佩其热诚。”[54]原来，礼赞东方“王道”和对“满洲国”的殷殷期待，才是盐谷温不断拜会溥仪的根本原因所在。这已然是一位汉学家积极配合日本帝国的殖民主义扩张之“大陆政策”的政治行为了。 也因此，鲁迅在1932年5月9日致增田涉（日文）信中明确指出： 节山先生真不离本色。我觉得，日本人一成中国迷，必然如此。但“满洲国”并没有孔孟之道，溥仪也不是行王者仁政。[55] 这样一种政治立场上的根本不同，大概是促使鲁迅1930年代以后不再与盐谷温交往的原因。前面所引日本学者伊藤漱平的文章，也曾这样推测： 昭和七年（1932）六月，节山博士踏上第二次外游途次，并路经刚刚发生上海事变的上海。然而，鲁迅再没有会见此博士。出身学习院大学、皇室崇拜之念甚笃且以护持孔教之儒者自认的节山博士，大概是出于曾在学习院大学教过皇帝之弟溥杰和其妃子嵯峨浩氏的缘故，而对所谓“满洲国”有特别的亲近感，似乎真的将此视为“王道乐土”而怀抱着善意的幻想。鲁迅当然是反对王道乐土论的。结果，虽然作为小说史家他与鲁迅有了交往的契机，但满洲事变后的时局终于使两者之间发生裂痕。[56] 1932年6月盐谷温的游历欧美，也是由日本国家派遣的。据出版于1934年的有关此次出访的游记《王道始于东方》披露，此时他已“决计向西方阐明东洋政教的精粹王道论并以此贡献于世界和平”，故“有必要对标榜王道建国的满洲国实际状况进行考察”。于是，他出访欧美之前特意征得日本外务省的批准，于5月18日赶赴新京拜谒溥仪皇帝，又在郑孝胥总理的欢迎宴会上提议“当务之急要设立王道大学”。盐谷温对满洲国才是实现“王道”的乐土坚信不移，访问之后更使他增强了某种使命感。这和溥杰记述的1938年盐谷温第三次拜谒伪满洲国皇帝而“高谈王道政治的要义”，其思想立场前后一贯，的的确确反映了日本一些汉学家的“本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