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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治上的不同道 以上，我就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诞生于20世纪初其独特的价值意义以及两人学术上的交往事实，进行了具体的梳理和分析。在此，我还要对盐谷温的汉学思想取向，特别是1930年代以后的政治活动——如何拥护并参与到日本帝国主义海外殖民扩张的国家行动当中、怎样在晚年继续坚持儒教复古主义思想立场等，给予简要的介绍和剖析。因为不如此，我们将很难理解为什么鲁迅与盐谷温的交往后来中断了、何以在1932年致增田涉的信中对其颇有微词、增田涉请求盐谷温邀请鲁迅赴日讲学疗养而为何没有得到回应，等等具体的史实问题；更无法深入到20世纪的历史特别是中日近代关系史的深层，从而加深我们对于日本中国学研究的政治性格及其鲁迅与日本关系的理解。简言之，1930年代之后，盐谷温和鲁迅分别身处征服和被征服、殖民与被殖民的两国不平等国家关系之中，其政治立场和文化感受是不一样的，他们走的是各自不同的政治之路。盐谷温作为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一直以来秉承汉学/支那学的儒教意识形态性格，对1930年代前后日本国家之帝国主义性质没有批判，战后亦对战争历史不曾有反省而一直坚持复古主义的思想立场。这反映出日本近代汉学/支那学的复杂性，需要我们从文化政治的层面加以深入的分析。 所谓“儒教意识形态性格”，是指近代以来日本将儒教作为建构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理论基础，借此来宣扬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忠君爱国”思想。这影响到日本汉学/支那学的发展，使其具有了“官学”的性质。户川芳郎在《汉学支那学的沿革及其问题——近代学术的确立与中国研究的“谱系”（二）》[48]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明治13年（1880）伴随着采用德国式兵法操练改革而实施的学制《改正教育令》，为近代日本学术发展规定了明确的国家主导方向，其作用甚至超过了战后的学制改革。教育令的实施使大学教职人员获得了国家官吏的待遇（日本的国立大学至今仍称教师为“教官”）。而始于该时期的日本近代汉学/支那学作为明治儒教意识形态的理论支柱，在直接服务于国家对封建道德复活强化之国策的同时，也得到了国家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就是说，“‘东洋哲学’或者其变种（汉学乃至东洋学）超越了所属学术机关和研究者的个人意图——中国认识上的差异等，直到战败为止始终笼罩在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影响与支配之下，而成为一个必须指出的特征。”也因此，1890年东京帝国大学始设“汉学/支那哲学科”以来，该学科一直有着强烈的体制教学之权威主义味道，它与天皇制国家权力密切结合而不遗余力地用“科学方法”阐发作为国家精神支柱的儒教知识。 另一方面，在远离权力中心的京都，由对抗唯一官学东京帝国大学而形成了以东洋史/支那学乃至中国文学为中心的“京都学派”。然而，表面上的对抗官学并没有影响到京都支那学与日本国家“大陆政策”拥有密不可分的政治关系。正如日本的“东洋史”作为教学科目诞生于中日甲午战争日方胜利之后（从世界史科目中分离出来），而其终结（又归到世界史科目之中）则在太平洋战争失败之际所象征的那样，乃是伴随着日本大陆政策的推行而产生发展起来的。 户川芳郎的观点，也由下列事实得到了进一步印证。例如，京都学派的史学方面代表如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桑原隲藏，他们或者根据清朝考据学或者依据西方实证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及其周边的历史，留下了不朽的学术业绩，仿佛纯然的象牙塔学者而很少涉及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似的。然而，如最早使“东洋史学”从“汉学”科目中独立出来并在东西方贸易交通史方面业绩卓著的桑原隲藏，就曾极端地蔑视中国人甚至不惜在教学和著述中加以侮辱。在19世纪末日本一跃成为新兴帝国且以西方为文明而视中国及周边诸国为野蛮的一般社会风潮中，桑原选择“中国”为研究对象并非在于喜爱中国文明或者要发现对象身上的固有价值，而是要证明日本人亦有不亚于西洋人的科学研究能力。实际上，明治政府确立起来的以儒教为国家意识形态核心的大政方针，乃是日本近代汉学/支那学不言自明的前提。日本当时的大部分汉学家不仅坚信儒教对本国的重要价值，而且期待能够以儒教思想统一东亚各国民众。桑原隲藏甚至称“中国人没有头脑”，要使其觉醒则需要尊奉儒教并学习大和魂。这与1914年出版《支那论》以后的内藤湖南称中国没有治理现代国家的能力，“为支那着想”建议采用国际“托管”方式的奇怪想法如出一辙，虽然内藤湖南对中国文明的偏爱与桑原隲藏的蔑视中国人大不一样。总之，即使在京都支那学派那里，我们一样可以感受到某种类似于宗主国观察殖民地那样一种的帝国主义视线。 盐谷温正是在近代日本这种特殊的学术脉络和政治背景下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支那文学”科著名“教官”的。他出身汉学世家，青少年时期在培养皇族贵胄的学习院接受教育，任职东京帝国大学以来则始终得到了日本国家的优待。而他本人亦不讳言对国家的忠诚，在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庆幸“依靠祖辈的积善，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的盛世，身居高位，得以为国家尽其微力”[49]。他在中国文学研究上的确达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和境界，对于中国文明及其悠久传统文化的景仰亦真诚笃实。同时，他在政治思想上坚定拥护儒教文化，也是事实。对盐谷温而言，这不仅缘于儒教乃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而且在于它是近代日本立国的意识形态基础，而对苦斗中的现代中国其反儒教的思想政治革命，他则不曾给予同情之理解。这正是鲁迅所谓“支那中毒”或“中国迷”式的日本汉学家的根本属性。盐谷温1920年代末之后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言行，正源自这种汉学家属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