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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输入 采购是东人到中国购买，输入则是中国人将书籍带进。上一种方式主要在中朝之间，后一种方式则在中日之间(朝日之间也有少量发生)(47)。关于中日之间的贸易，前人已经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48)尤其是利用日本现存的各种“舶载书目”，可以从不同方面展开中国书籍输入日本之研究。中日之间在长崎的贸易频繁，大量书籍通过商船输入日本。这些商船多来自于江浙和福建，而明清以来的江浙不仅是人文渊薮，也是刻书业的重镇。胡应麟《经籍会通》指出：“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又云：“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多；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49)这是明代后期的情况，清代亦大体如此，王士禛《居易录》卷十四云：“近则金陵、苏、杭书坊刻版盛行，建本不复过岭，蜀更兵变，城郭丘墟，都无刊书之事，京师亦鲜佳手。”(50)由于赴长崎的清商多来自于江浙、福建，故书籍输入的速度和数量也是惊人的。朝川善庵(1781-1849)《清嘉录序》指出： 近刻清人诗集舶到极多，以余所见，尚有二百余部，而传播之广且速者，莫顾君铁卿《颐素堂诗抄》若也。梓成于道光庚寅(1830)首夏，而天保辛卯(1831)三月，余得诸江户书肆玉岩堂……其书刻成不一年，自极西而及于极东，所谓不胫而走，是岂偶然哉？(51) 对于这类情形，连朝鲜人也要感叹“何其邮传之速而先睹之快也”(52)！ 虽然女性诗文只占输入书籍的极小部分，但根据保留至今的各类舶载书目(53)，还是能够举出如下作品： 《古今女史》一部一套，元禄八乙亥年(1695) 《闺贞集》一部一本，元禄十六癸未年(1703) 《名媛诗归》，享保八癸卯年(1723)；一套八本，天明六年(1786)寅拾番船； 《古今名媛诗归》一部一套，宽政十一己未年(1799) 《彤管新编》一部四本，享保十一丙午年(1726) 《午梦堂诗》一部八本，安永八己亥年(1779) 《本朝名媛诗抄》一部一套，天明三癸卯年(1783)；一套二本，天明六年(1786)寅拾番船 《名媛尺牍》五部各一套(一部新渡，一部阪上领作，三部买请人)，天保十二丑岁(1841)；一部一套，天保十二丑岁(1841) 《彤管遗编》一部二套，申三番船，嘉永二酉岁(1849)五月；一部二套，申四番船，嘉永二酉岁(1849)五月 以上诸书，《闺贞集》不详何时何人所撰，但既然在康熙四十二年已经传入，必为此前所有。《午梦堂诗》当即明人叶绍袁编《午梦堂集》。《古今名媛诗归》与《名媛诗归》当为一种。最早一部为康熙三十四年传入之《古今女史》，最晚一部为道光二十九年传入之《彤管遗编》。还有值得注意的，就是袁枚的《随园三十种》，其中包括《随园女弟子诗选》，输入本极多： 《随园卅种全集》一部十套，天保十二(1841)；又一部十二套； 《袖珍随园三十种》二部，天保十五(1844)； 《随园三十种》二部各十六套，天宝十二(1841)；二部，天保十五(1844)；一部十套，弘化三岁(1846)；一部十套，弘化四岁；一部十二包，弘化五岁；一部八套，嘉永二酉(1849)；一部十套，嘉永六年(1853)。 在十二年中进口了十三部八十八套，这还不能说是完全统计。此外，包含了朝鲜女性诗的其他中国总集，如《列朝诗集》在享保十一年(1726)和二十年(1735)传入，《列朝诗集小传》则在元禄十二年(1699)传入，此书从《列朝诗集》中裁出单行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次年便传入日本。再如《明诗综》，享保六年(1721)有一部四套传入，此后在宝历九年(1759)、天明二年(1782)还不断陆续传入。尽管这里所罗列的，既不是中国女性作品实际传入时间的起讫，也不是传入作品的全部书目，但通过对这一历史片段的截取，也能使我们遥想当年商舶输入的情形。 至于朝鲜输入日本的书籍，虽然有各种零碎的记录，但究竟通过何种途径，只有蛛丝马迹可寻。李德懋《盎叶记》六“东国书入日本”曾记录若干： 《东国通鉴》《三国史》《海东诸国记》《芝峰类说》《理学通录》《朱书节要》《东医宝鉴》《惩毖录》《晋山世稿》《退溪集》《栗谷集》皆入日本。戊辰信使之行也，大阪人上月信敬，字丹藏，号专庵，问：“阳村《入学图说》、晦斋《九经衍义》、退溪《圣学十图》《启蒙传疑》《朱书节要》《天命图》《自省录》、栗谷《圣学辑要》《击蒙要诀》《启蒙补要解》，皆贵国儒书，而此后又有何人著书卫道耶？”此等书，亦已入于日本，故丹藏之言如此。其中《启蒙补解》，我国所未闻者也。《春官志》，李孟休著，曰：“倭所求请书籍，则《五经四书大全》《朱子大全》《十三经注疏》《退溪集》《东医宝鉴》《东文选》之属，不可胜记。而如《杨诚斋集》《五经纂疏》《文体明辨》《周张全书》《文章辨体》《小学》《字训》《吕东莱续大事纪》等书，我国所无，故不许。”(54) 所谓“戊辰信使”，指的是英祖二十四年(1748)的朝鲜通信使，曹命采(1700-？)为此行之从事官，撰有《奉使日本时闻见录》，其中四月十三日记录： 曾闻我国书籍中《惩毖录》《考事撮要》《舆地胜览》等册子前已入来，而今闻《兵学指南》《通文馆志》新入此地云。此皆训别辈受赂觅给者，而不畏邦宪。此辈之奸弊如此，万万绝痛。(55) 更早一次的朝鲜通信使为肃宗四十五年(1719)，制述官申维翰(1681-1752)《海槎东游录》卷四载： 大阪书籍之盛，实为天下壮观……自我邦关市以来，厚结馆译，博求诸书。又因信使往来，文学之途渐开，而得之于酬答之间者渐广故也。最可惜者，金鹤峰《乘槎录》、柳西厓《惩毖录》、姜睡隐《看羊录》等书，多载两国隐情，而今皆梓行于大阪，是何异于觇贼而告贼者乎？国纲不严，馆译之私货如此，使人寒心。(56) 由此可以推知，朝鲜书籍之输入，是由日本人贿赂“训别”(当为通信使团中的低级随员)、“馆译”(当为倭馆或通信使团中的翻译)，由他们私下代为“觅给”。在这些书籍中，也有女性作品。 日本正德元年(朝鲜肃宗三十一年，康熙五十年，1711)辛卯腊月吉旦文台屋治郎兵卫与仪兵卫刊本《兰雪轩集》，乃据朝鲜崇祯后壬申(1692)东莱府重刊本为底本开版。东莱府(今韩国釜山)位于朝鲜东南，与日本对马岛接近，乃通信使赴日必经之地，此书极有可能是由肃宗三十一年朝鲜通信使团成员带入(57)。据井上和雄编《庆长以来书贾集览》，文台屋治郎兵卫自延宝至天明年间(1673-1789)在京都堀川通营业。(58)通信使团抵达京都的时间为该年九月末，十二月初一即开版印刷，可见速度惊人。(5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