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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96年至2012年的美国亚洲年会上约有14次涉及唐诗研究的小组会。其中1996年至2000年的小组会集中在“谈诗和谈事”的主题上，2004年到2010年的小组会重点是“文本、性别与诗的社会功能”等方面。海外唐诗研究者在反思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的同时，纷纷转向新材料、新方法和新问题，在选题和方法等方面与大陆唐诗研究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互补，并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关 键 词】北美亚洲学会年会/唐诗研究/碎片化/交叉学科 【作者简介】陶小路，女，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044 唐诗因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一直吸引着海外学者的关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英语学术界)经常举行一些关于唐诗或者涉及唐诗的会议，讨论新的学术话题和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其中集中反映西方唐诗研究最新进展的，要数美国亚洲学会一年一度的学术年会。不过，长期以来国内很少有学者参加这些会议，对这些研究缺乏了解。因此，本文拟考察1996年到2012年亚洲研究年会上与唐诗研究有关的学术会议，旨在了解海外学者是如何研究唐诗的？他们的主要兴趣点、研究方法和我们有什么区别？对我们的研究有什么启发？希望通过这一研究，能对我们唐诗研究走向世界有所助益。笔者统计这段时期共有涉及唐诗的会议共有14次，限于篇幅，我们只讨论与唐诗相关度较高的几次会议。 一、谈诗和谈事：1996年至2000年年会小组会 1996年的亚洲年会上涉及唐诗是“个人论文”的小组会，题目是“偏离、庄重和唐宋诗中的权威”。会上华盛顿大学Mark E. Francis宣读的论文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庄重、合乎礼仪和唐诗的接受》。他认为，中国诗歌对于其他文学传统来说通常被认为是比较庄重的，这种说法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在古代传统时代被认为有示范意义的是《诗经》中的诗歌，由于这些诗歌温柔敦厚，从不“偏离”正道而被孔子称赞为知识和灵感的源泉。后来的一些例子，如建安文学和盛唐的诗歌得到较高肯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在美学和道德上的价值。“庄重”标准的权威性不仅解释了为什么盛唐诗歌比不久之前的六朝和不久之后的晚唐和宋代的诗歌要杰出得多，也解释了在评论家和诗集编者眼中唐朝诗人的地位。在中国诗歌的接受中谈“庄重”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是把一个外来的概念强加了进来。尽管如此，根据从“美刺”一词中反映出的审美的节制和情感的节制来看，这个词是有其合理性的。这种美学上的关怀是根据早期诗人已经达到的程度划出了“礼”的实际标准，又为后来者的尝试提供了依据。文章探讨了“庄重”的标准是如何影响了唐代的作品及其与更广泛的哲学和文化关怀的关系[1]。 哈佛大学孙广仁(Graham Sanders)的论文是《诗的力量：9世纪轶事集中诗的作用》[2]。他认为，9世纪晚期唐代孟棨编了名为《本事诗》的轶事集。现存的文本包括了41个条目，可以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徵异、徵咎、嘲戏等7类，讲述了某些诗歌(大部分是唐诗)是如何被流传的，提供了诗歌的写作背景，以便更好地了解作品涵义[3](P4)。此书采用了各种资料，包括小说，野史，诗序和逸闻趣事。孟棨在序言中说了他的动机，编辑取舍的原则和理念。《本事诗》的内容可能是从别的文本衍生出来的，但孟的创新之处在于明确表示要把关于唐诗的轶闻编纂成集。《本事诗》有两个紧密相关且互相渗透的主题：(一)诗歌能有力地表达和影响感情，(二)对诗才的欣赏[3](P3)。这些主题有时以相互对立的形式出现，并经常带有传奇色彩。有三种因素决定了这些主题的叙事方式，一是从《毛诗》开始的以诗为正宗的观念，二是唐诗的实践，三是资料本身的需要。研究这个集子使我们得以一窥古代文学传统和唐代的社会影响是如何帮助形成了诗歌的理念。人们听到了形形色色的由诗歌讲述的故事，故事展现了它的力量。这些文学想象的“真正的故事”补充了文学史上“真实的故事”[4]。 夏威夷大学的麦大伟(David McCraw)的题目是《千钧一发：李贺诗的结尾》[5](P23-24)。文章认为，除了个别研究，如一篇20年前研究清代诗歌结尾的短文外[6]，西方汉学家一直以来几乎没有注意过中国诗歌结尾的影响，也没有注意到李贺诗的独特性。但李诗的结尾生动地表明了其独特风格和诗歌想象之奇妙。作者采用归纳法和现象学的方法试图弥补这一空白。他说通过仔细阅读，理解李贺是怎样形成和强化了其诗歌的结尾，认为比起那些堪称“典范”的标准唐诗，李诗结尾有令人惊叹的原创性。文章在进一步与西方诗学[7]和创作的比照中提出了比较诗学的深刻见解[4]。 1998年，“个人论文”小组会的题目是“唐和宋代初年的诗歌、批评和审美”，有3篇文章与唐诗直接有关。科罗拉多大学陈伟强(Tim Wai-keung Chan)在《轻浮，浅薄，夸口和鲁莽：同时代人对“初唐四杰”的评论》[8](P157-182)一文中提出，以中国大陆为首的学界有这么一种倾向，即把所谓“初唐四杰”视为诗坛的革新者，并给予了过多的肯定[9]。这种倾向导致研究者们忽视乃至粉饰了他们的一些消极面，甚至无视来自他们同时代人的嘲笑。陈文声称要分析关于四杰的一些主要材料，以还原他们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10](P56-85)。他认为至少在当时的文人圈里，四人有着草率、轻薄、虚夸和浮躁的名声[8](P157-182)。他的第一个依据是杜甫(712-770)《戏为六绝句》中的一联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在贞观及以后的文坛上，当这样的文风仍然有很大影响时，“轻薄”一词显然具有负面含义。第二个依据是时人对四人的评价也颇具讥讽，如称骆宾王为“算博士”，杨炯为“点鬼簿”等，都表达了对他们作品的轻蔑。最后的依据则集中在四杰的作品上。他们为拓展人脉而作的大量“干谒”诗文中所反映出来的那些负面的特点，与我们在分析上面资料得来的认识是一致的[11]。 约克大学Li Zeng的论文题目是《“云雨”：李商隐的用典模式》[12]。作者认为李商隐的许多诗呈现了明显的用典的特点，他的用典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发展，也反映了文学史上前代诗人对用典的爱好。确切了解李商隐用典的作品，也就可以解释在古代诗学中用典对诗的重要性。Zeng的研究集中在李商隐好用的“云雨”这个典故上。通过研究几首诗中这个典故的变奏，本文总结出了李商隐用典的模式，即从“引用”到“化用”，继而达成形式上的统一。Zeng在说明用典成为作诗必备因素并有助于表达诗歌含义的同时，也阐释了李商隐相关作品的意境。文章还强调了李商隐诗歌中的用典是一种基于对过去文学的辩证认识而形成的高超且自觉的技巧[11]。 圣母大学的杨晓山(Xiaoshan Yang)在《唐宋诗中的奇石癖：审美盲从与道德忧虑》[13]一文中谈到中国人赏玩奇石的爱好由来已久，却只在9世纪时才开始出现一些行家和大量评论奇石的诗文。杨晓山此文旨在探讨描述奇石的诗歌所体现的美学品味和道德意识。用于分析的对象文本主要来自9世纪，当时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美学品味，而从11世纪起，奇石癖则经常成为道德谴责和哲学批评的靶子。杨认为，中唐关于奇石的诗歌奠定了奇石的基本形象和此类诗歌的主题，在这些作品中石头的怪异和丑陋都被美学化了[14]。尽管奇石收藏文化是当时社会流行的风气，这一时期的诗作或通过心理分析，或通过对造物目的的揣测，都典型地包含着道德关怀。相比之下的北宋诗歌，尽管在美学上少有创新，但在批评奇石癖好时表现出了更高的道德敏感和更深层的哲学思考。同时，北宋文人也陷于一种极为讽刺的境地——“那些对石癖抨击最猛烈的诗人往往就是最富激情的石头癖好者本人”[11]。 1999年，“策划”小组会的题目是“动态的诗歌：唐代抒情诗研究的新方法”。小组会第一篇文章是孙广仁(Graham Sanders)《如何用诗说事：唐代奇闻异事叙述的诗歌例子》。作者认为，研究中国诗歌艺术通常涉及三类文本：诗歌本身、诗人生平以及诗评。但这些材料无法提供诗歌产生的直接背景，也不足以证明这些诗歌不是文学行为而是社会行为的产物。而中国的诗歌创作，特别是唐代的诗歌创作，实际上是高度社会化的活动。人们用诗来达成许多事情，如协调社会、两性和政治等各种关系，而诗歌的力量也确实经常能为事情带来实际的转机。文章对《太平广记》所收录的数以百计的唐诗逸闻进行了初步研究。这些叙述提供了诗歌创作的直接背景——创作的场合；被献给何人又由何人接受；以及产生的影响。此外，虽然本文也提到了这些真实性显然有待商榷的叙述所带来的困扰，但这些故事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使我们得以一窥唐代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比起仅仅通过诗歌，诗人和诗评进行分析，研究人们喜闻乐见的诗歌逸闻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创作意图[15]。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罗伯特·阿斯莫(Robert Ashmore)宣读的是《9世纪艳情诗“秘文公开”的悖论》。他认为，孙棨编的《北里志》中讲了崔胤(854-904)是如何迷恋长安欢场平康里的一名叫王小闰的妓女[16](P1410)。这种痴迷导致的荒唐之举就是他将游记写在了他情人的大腿上。此举看似私密，实则不然。因为王小闰的大腿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私人”空间——随后一个客人在读了崔胤的文字后，写了一首诗来反问他为何不把题词写在刚粉刷好的慈恩塔墙(新科进士的名字都被写在上头)上。在崔看来似乎是“私密”的写作已经变成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后来读者的反应清楚地表明了二者的对立：即作为私人爱好的写作与作为士人参加科举考试追求仕途的公共途径的写作之间的对立。这则轶闻流传下来显然是因为其荒诞不经，但阿斯莫强调，我们可以把崔的事件当做一个同时既藏又露的典型，并将其作为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去理解当时作者和诗人们创作艳情作品的方式[15]。 科罗拉多大学陈伟强(Tim Wai-keung Chan)的题目是《陈子昂的〈感遇〉：关于诗歌风格形成的问题》[17](P14-42)。陈认为，自从陈子昂的三十八首《感遇》诗出现以来，“感遇”一词逐渐代表了一种诗歌风格，作者用这种风格通过讽喻的语言来表达个人的政见、志向和挫折。这种模式一般被看成是由陈子昂开创的，对后来的评论者来说，这成为陈作为诗风改革者的关键，为下一个世纪的伟大成就铺平了道路。陈指出，这种风格形成的背景是值得商榷的，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首先，“感遇”一词是否最早见于陈的诗歌。不光这些诗歌本身内涵丰富，而且没有证据表明陈本人曾用“感遇”一词来概括这批诗。更有可能是陈的友人、在陈死后编辑陈作品的卢藏用所为。其次，是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清代沈德潜煞费苦心地解释陈子昂诗中“感遇”的意思并非“感激知遇之恩”(“与感知遇意自别”)[18]。这个词最初的用法就是取其字面含义：迄今为止以此命名的诗多是廷臣们在宴会、郊游或者宫廷聚会等场合下的应制之作。那么，仅仅是由于卢藏用的错误，这个标题用在了这组被后来读者看成是代表陈子昂改革热情最好的诗作上吗？陈伟强说细节并非完全清楚。清楚的是，这种诗歌风格的起源被加入了历史的讽刺[11]。 哥伦比亚大学的商伟(Wei Shang)的论文是《痴迷的历史：李白和登黄鹤楼》。商说，崔颢以一首《黄鹤楼》确立了自己作为盛唐主要诗人之一的地位，尽管这并非是以黄鹤楼为题的第一首诗，却被公认为不可超越之作，对后来题诗的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为与崔诗抗衡，李白为金陵凤凰台题了诗，也由此在诗界确立了对此地的支配地位[19](P19-40)。但在这表面的胜利下其实有一个充满挫败感的故事：轶闻中说，李白曾登黄鹤楼，在题着崔颢诗的塔壁前沉默了一阵，什么也没写就走了[20](P27)。但李白从这种沉默中恢复过来——在随后的几首诗中，他不断地和崔颢的黄鹤楼暗中较劲。本文讨论由这些诗衍生出来的两方面问题：首先是盛唐诗人的权威性和彼此竞争的问题；其次是在真实的或虚构的背景中，诗歌的创作、流传和应和情况。在一首诗中，李白想象自己把黄鹤楼砸成碎片(“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21](P584)；而在另一首诗中，他设想黄鹤楼被重建，而他则被邀请去在刚粉刷好的塔壁上题诗(“新图粉壁换芳菲”)[22](P900)。这新粉刷的墙壁在诗歌中有两层意义：抹去或覆盖掉崔颢的诗，同时为李白自己的创作提供新的空间[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