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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此文，甚至会觉得他过于简单，记事也嫌琐碎，然细案此文，参之以作者自道曲折的《论尹师鲁墓志》，则会发现它是简而意深、简而有法的，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文学观念，用心很深。尹洙的文章、学术、对政治的见解和实际的治事才能，世人皆知，所以就说得很简略，只是指出他的文章特点是“简而有法”，学术上能通古今、擅《春秋》，论政合于儒道，遇事勇于作为而已。不过，这些方面虽叙述都很简略，但用意却很深。比如称尹洙文“简而有法”，这样的评价，是只有孔子的《春秋》才能够承当的；称尹洙学通古今，这话也只有孔、孟能当之；称尹洙议论能符合儒道，那也是非孟子所不能当的。至于历叙尹洙的仕宦经历，尤其是他在西北边地与西夏的战争中的施为，则是要说明其实际的政治才能。把尹洙与儒家圣贤相比，甚而看作是孔、盂式的人物，评价不可谓不高，用意不可谓不深了。然而在欧阳修看来，尹洙的这些优点和长处，还不是最值得表彰的，值得表彰的是尹洙平生的忠义大节，世人未必皆知，故有必要重点加以叙述。然能见出尹洙仁义大节的事很多，是否要一一铺叙呢？当然不是。作者举出二事：一是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批评吕夷简擅权被贬，尹洙上书自请同贬，二是临终言不及私。景祐三年的范、吕之争，是北宋政治舞台上的一件大事，是庆历革新的前奏，它反映了崇尚名节、革弊图新与恪守祖宗家法、因循守旧，这两种不同的士风、政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尹洙在此事件中鲜明地站在范仲淹等革新派人士一边，欧阳修书之，以此表现尹氏的大节，是很正确的。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大节，又往往会在面对生死祸福的关键时刻表现出来。尹洙临终之际，言语谈吐，不涉一己之私。其平生忠义大节、志气与心胸，可想而知。故欧阳修要特别书上一笔。从文章选材上看，这是十分精当的，真可谓“简而有法”。文中又述及尹洙被仇人陷害事，并不为之多加辩解。琐琐述及其身后妻子儿女困窘之状，也未多加议论。前者不作辩解，是因为既然上文说到“其穷达祸福无愧于人，则必不犯法，况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区区曲辩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后者特于文中记述之，是“欲使后世知有如此之人，以如此事废死，至于妻子如此困穷，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责当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1](p1917)从欧阳修的夫子自道中，我们会恍然大悟，原来他是要以至简之语，深寓褒贬美刺之意，正所谓“《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子般卒’是也。诗人之意，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君子偕老’是也。不必号天叫屈，然后为师鲁称冤也。故于其铭又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铭不灭’。意谓举世无可告语，但深藏牢埋此铭，使其不朽，则后世必有知师鲁者。其语愈缓，其意愈切，诗人之义也”。[1](p1917)欧阳修的经学对其文学的影响，于此愈益分明了。至于文中论及尹洙喜谈兵一事，既补说其才能，又能见其爱好，使其形象更饱满，也是简而有法的。其他如《杜祁公墓志铭》，重点论其为人廉洁、治事明敏的大节，也是能“纪大而略小”的经意之作，[1](p1843)此不再赘述。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又是平易近人的。欧阳修曾多次谈到，“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诞者言之，乃以混蒙虚无为道，洪荒广略为古，其道难法，其言难行”。[1](p1759)“道易知”，决定了“言易明”。欧阳修主张，文学创作的语言和风格也应是简洁流畅、平易自然的，凡晦涩怪僻者，皆不可取。他赞扬石介的以儒道自任，以天下为忧，但对其文章中“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其论若未深究其源者”的倾向，则持明确的批评态度，而对其手书的难辨点画，“骇然不可识”，更是认为“何怪之甚也”。[1](p1764)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权知礼部贡举，“时举者务为险怪之语，号‘太学体’。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预奏名。初虽怨讟纷纭，而文格终以复故者，公之力也”。[18](p540)即是其为文主平易而黜奇险的显例。至于欧阳修本人的文章风格，则苏洵早已言之，“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19](p328－329)这与《春秋》一书的“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20](p870)既相吻合，也是与欧阳修平易畅达的文学观念相一致的。此为论者所熟知，可不再赘述。 六经皆文。欧阳修的经论是富有文学色彩的。 这可以《春秋论》为代表。《春秋论》三篇，上篇区分圣人、君子，进而区分经、传，二者相较，经可信而传有疑。欧阳修于此并未进行论述，只是提出在鲁隐公为“公”还是“摄”、赵盾是否弑君、许世子是否弑悼公的问题上(这些问题的提出，并非随意，而是涉及名分、实录的大问题)，经可信而传无据。这虽是从经、传作者的角度立论，从人情常理和感性上所作的判断，却有难以辩驳的力量。当然，仅从感性上判断还不够。接下来中篇、下篇便从孔子修《春秋》的宗旨出发立论，认为《春秋》的宗旨，既然是“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1](p49)那么，上述问题的衡量和判断，也都应以此为标准。《春秋》书鲁隐公究竟是“摄”还是为“公”，这牵涉到名分问题，孔子必不会轻易下笔。“自周衰以来，臣弑君、子弑父，诸侯之国相屠戮而争为君者，天下皆是也。当是之时，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让，立乎争国之乱世，而怀让国之高节，孔子得之，于经宜如何而别白之、宜如何而褒显之？其肯没其摄位之实，而雷同众君诬以为公乎？”[1](p549)当褒未褒，于理不应如此，何况“《春秋》辞有异同，尤谨严而简约，所以别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于是非善恶难明之际，圣人所尽心”呢？[1](p550)现在的事实是，《春秋》中记鲁隐公事(如盟或薨)，“孔子始终谓之公”，[1](p546)则“三传”以为“摄”而非“公”，当然也就不可信了。至于《春秋》书“赵盾弑其君夷皋”、“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三传”以为弑晋灵公者非赵盾而是赵穿，弑许悼公者非太子止，止不过是未尝药致悼公被毒病亡也。“弑逆，大恶也，其为罪也莫赎，其于人也不容，其在法也无赦。”如此重大的问题，孔子同样是非常慎重的。欧阳修认为，如果杀晋灵公的人是赵穿，杀许悼公的人是太子止，当贬则贬，孔子决不会隐而晦之，即使赵盾、许世子止有弑君之嫌，也应首书弑君者赵穿和许世子止，而次及赵盾和太子止。或者，赵盾、许太子止弑君之事，只是疑似难明，孔子也应为其辨明。现在既不书赵穿弑君事，对赵盾弑君事又不加辨明，而直说弑君者赵盾、许太子止，那后人只能相信孔子所书，而不应信“三传”，妄加猜测。欧阳修从《春秋》书法上所作的上述判断，是整体性的、宏观的，因其符合人情常理，内在的逻辑性也就很强，因而也就有很大的说服力。他并没有对具体的史实作细致的辨析，也没有繁琐考证，因为在他看来，历史久远，文献不足，后人若仅凭着只言词组就做出准确判断，几乎是不可能的。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曾说道：“(韩)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21](p978)《春秋(三)论》虽只是一篇经论文字，但从中所反映的却不仅仅是作者的经学思想，它鲜明地表现了一位敢于疑古、以振起儒道为己任的士大夫的形象和风节。 《春秋论》的文章结构和语言，与欧阳修的其他文章一样，也同样有着鲜明的个性和特点。《春秋》经传历来少有人怀疑、议论，欧阳修大胆提出信经疑传的看法，除了从正面立论之外，还需要对一些传统的观点进行反驳。因此，在结构上便采取了问难的形式。像上篇一开始他提出自己对《春秋》经传的总体看法，就是一问一答。他说：“事有不幸出于久远而传乎二说，则奚从？曰：从其一之可信者。然则安知可信者而从之？曰：从其人而信之可也。众人之说如彼，君子之说如此，则舍众人而从君子。君子博学而多闻矣，然其传不能无失也。君子之说如彼，圣人之说如此，则舍君子而从圣人。此举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学《春秋》者独异乎是。”[1](p545－546)明确提出在遇到疑信难从的问题时舍君子而从圣人的观点。接下来由信从圣人自然推及从经舍传，是正面立论，而末又举出难者之辞予以反驳，进一步强调自己的观点。结构清晰，层次分明，语言风格则抑扬顿挫，纡徐婉转，平易畅达。中篇、下篇亦然，问答驳难，从容不迫，而又论述有力。有时候，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看法，还多用引物连类之法。像《春秋论》下篇论证《春秋》经所书赵盾弑晋灵、许世子止弑其父事可信，就说道：“问者曰：然则夷皋孰弑之？曰：孔子所书是矣。赵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进药而不尝。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进药。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杀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虽庸吏犹知其不可同也。躬药而不知尝者，有爱父之孝心，而不习于礼，是可哀也。无罪之人尔。不躬药者，诚不孝矣。虽无爱亲之心，然未有杀父之意，使善治狱者，犹当与操刃殊科，况以躬药之孝，反与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为也。然则许世子止实不尝药，则孔子决不书曰‘弑君’。孔子书为‘弑君’，则止决非不尝药。”[1](p553)选取日常生活中的情事，引物比类，于问答之中，来表明自己的看法，平易亲切，而令人信服。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欧阳修在经学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六经之中，他最深于《易》《诗》《春秋》。其解经的突出特点，是本之人情常理，自成一家，尤其是疑《周易》之《系辞》《文言》非孔子所作，《春秋》“三传”不可尽信，《诗》毛、郑所注多有讹误，《周礼》亦不完之书等，对北宋疑经风气的形成和后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实与其家世不显，贫寒无所师，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少无所师，故能学出己见，无所束缚，大胆疑经。这为我们解释疑经风气何以会在北宋出现，提供了一个切实的参证。欧阳修的经学对其文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其关于师经应求其意和事信言文观念的提出，对言简意深和言简而有法的强调，还是对纡徐婉转、平易畅达的文学创作风格的追求，都可以从其经学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