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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为道虽一，其内容和文辞却各有特点，后人师之，当然也应根据各自情性的不同作出选择，心与道合，才是真正的内在充实，也才能“发为文者辉光”，特色各具。 师法六经，不仅要师其道，也包括师法其“言语文章”。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其特征之一，就是言简意深。上文谈到，欧阳修认为，“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六经之中，欧阳修对《春秋》最为推崇，研治亦深。《春秋》为后人重视，主要在于其春秋笔法，禀笔直书，褒贬善恶，而从其文字上看，则记事极为简略，本身似并无多少文学价值。然在欧阳修看来，《春秋》言虽简而意则深，正是文章创作师法的典范。比如他论《尹师鲁墓志铭》就说：“《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子般卒’是也。”[1](p1917)也就是说，文章写作要言简而意深，正像《春秋》鲁庄公三十二年记鲁子般被杀事一样。子般为庄公之子，庄公卒，子般即位，庆父(子般叔父)使人杀子般，立闵公。本来已即位的子般，因庄公去世后尚未安葬，故虽被杀，亦无名位，而不书“弑”、“杀”或“薨”，仅以“子般卒”书之，显然是讳其事。种种深曲，都不明讲，然刺责、惩恶之意必在其中，如欧阳修所说，真是“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了。 为文要做到言简意深，就需要“有法”，仅仅是言简，是难以达到意深的目标的。欧阳修认为：“‘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1](p1916)故其文学创作，受其经学尤其是《春秋》学的影响甚大。所谓“简而有法”，就是既要言简意深，又要选材精当，详略分明，善于裁剪。早在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欧阳修任西京留守推官时，仅二十六岁的他，就已和尹洙在古文创作上开始简而有法的创作实践。西京留守钱惟演建双桂楼初成，命二人作记。“永叔文先成，凡千余言。师鲁曰：‘某止用五百字可记。’及成，永叔服其简占。”[16](p81)又建临轩馆，请谢绛、尹洙和欧阳修作记。文成，谢绛用五百字，欧阳修五百余字，而尹洙仅用三百八十余字。然欧阳修“终未伏在师鲁之下，独载酒往之，通夕讲摩”。“别作一记，更减师鲁文二十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17](p38)由此可见其创作的观念和追求。欧阳修曾撰《尹师鲁墓志铭》一文，又撰《论尹师鲁墓志》，最能见出其为文简而有法的用心。此文极为简洁，为论述的方便，不妨全引如下： 师鲁，河南人，姓尹氏，讳洙，然天下之士识与不识，皆称之日师鲁，葢其名重当世。而世之知师鲁者，或推其文学，或高其议论，或多其材能，至其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君子，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 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博学强记，通知今古，长于《春秋》。其与人言，是是非非，务穷尽道理乃已，不为苟止而妄随，而人亦罕能过也。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其所以见称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穷以死。 师鲁少举进士及第，为绛州正平县主簿，河南府户曹参军，邵武军判官，举书判拔萃，迁山南东道掌书记，知伊阳县。王文康公荐其才，召试充馆阁校勘，迁太子中允。天章阁待制范公贬饶州，谏官、御史不肯言，师鲁上书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贬监郢州酒税。又徙唐州。遭父丧，服除，复得太子中允，知河南县。赵元昊反，陕西用兵，大将葛怀敏奏起为经略判官。师鲁虽用怀敏辟，而尤为经略使韩公所深知。其后诸将败于好水，韩公降知秦州，师鲁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韩公奏，得通判秦州，迁知泾州。又知渭州，兼泾原路经略部署。坐城水洛，与边臣异议，徙知晋州。又知潞州，为政有惠爱，潞州人至今思之。累迁官至起居舍人、直龙图阁。 师鲁当天下无事时，独喜论兵，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岁，未尝不在其间。故其论议益精密，而于西事尤习其详。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之要，尽当今之利害。又欲训土兵代戍卒，以减边用，为御戎长久之计。皆未及施为，而元昊臣西兵解严，师鲁亦去而得罪矣。然则天下之称师鲁者，于其材能亦未必尽知之也。 初师鲁在渭州，将吏有违其节度者，欲按军法斩之，而不果。其后吏至京师，上书讼师鲁以公使钱贷部将，贬崇信军节度副使，徙监均州酒税。得疾，无医药，舁至南阳求医。疾革，隐几而坐。顾稚子在前，无甚怜之色，与宾客言，终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 师鲁娶张氏，某县君。有兄源，字子渐，亦以文学知名。前一岁卒。师鲁凡十年间三贬官，丧其父，又丧其兄。有子四人，连丧其三女，一适人，亦卒。而其身终以贬死。一子三岁，四女未嫁，家无余赀。客其丧于南阳，不能归。平生故人，无远迩，皆往赙之。然后妻子得以其柩归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茔之次。余与师鲁兄弟交，尝铭其父之墓矣。故不复次其世家焉。铭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铭不灭。[1](p767－76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