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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欧阳修经学看北宋疑经风气的兴起 宋人疑经风气甚盛，已是经学界所熟知的事实。如乐史疑《仪礼》非周公作，欧阳修疑《周易》“十翼”非圣人所作，李觏、司马光疑《孟子》，晁补之、郑樵疑《诗序》，叶梦得疑《左传》，朱熹疑《尚书》孔安国传等。自现代以来，学者论之亦渐多。如屈万里先生《宋人疑经的风气》、[4]叶国良先生《宋人疑经改经考》、[5]杨新勋先生《宋代疑经研究》[6]等，皆有成绩。然论及宋人疑经风气形成的背景和原因，则或追溯至唐人，或以为与北宋时局密切相关，虽有见地，然少有从北宋士人主体角度进行考察者，而在我们看来，北宋疑经风气的兴起，实在不过是由于当日士人多出于庶族，而学无所师，故无所拘执所造成的。 宋朝文治最盛，君王“与士大夫治天下”，[7](p5370)对儒学也就大力提倡。宋太祖倡武臣读书，[7](p62)用读书人，[7](p171)已显示出崇儒倾向。宋太宗增修国子监，组织儒学之士大规模修书，崇儒意向也很明显。宋真宗撰《崇儒术论》，谓：“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则经籍道息，汉盛则学校兴行。其后，命历迭改，而风教一揆。”[7](p1798－1799)以提倡儒学。宋仁宗即位，更是大力兴学。不仅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招生的范围有极大的扩展，而且地方上的官学也所在多有，庆历四年(1044年)，他下诏“诸路转运司，令辖下州、府、军、监应有学处，并须拣选有文行学官讲说，不得因循废罢”。[8](p83)“士之服儒术者不可胜数”。[9](p3658－3659)可见儒学兴盛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是分不开的。 北宋士人群体的特征，明显不同于晚唐五代，已为学界所注意。如，孙国栋先生曾在对晚唐五代北宋人物阶层的出身家世进行细致的统计分析后，指出：“唐代以名族贵胄为政治、社会之中坚。五代以由军校出身之寒人为中坚。北宋则以由科举上进之寒人为中坚。所以，唐宋之际，实贵胄与寒人之一转换过程，亦阶级消融之一过程。深言之，实社会组织之一转换过程也。”[10](p285)故自宋初以来，士大夫业儒者虽渐多，然以处五代儒学、士风衰落之后，学子出身庶族士大夫家庭以至寒门，“少无师传，而学出己见”的情况，十分普遍。此以欧阳修最为显例。上文已谈到，他认为《周易》的《系辞》、《文言》非孔子所作，《春秋》“三传”不可信，《诗》毛、郑所注多有讹误，“今之所谓《周礼》者，不完之书也”，[3](p292)并禀《春秋》义法，修《唐书》、《五代史》等等。其所以如此大胆地疑经改经，正是因为其“少无师传，而学出己见”，“世无师矣，学者当师经”的缘故。[1](p1821) 宋初儒士，多半也与欧阳修相似，家世不显，贫寒无所师。如宋初撰《易论》三十三卷、“以注疏异同，互相诘难，蔽以己意”的王昭素，[11](p27)曾隐居乡里，“聚徒教授以自给”。[9](p12808)振起有宋一代士风、倡为庆历革新的范仲淹，史称其“泛通六经，长于《易》(案其撰有《易义》等)。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9](p10267－10268)然观其身世，却甚为艰难。“二岁而孤，母夫人贫无所依，再适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④再有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著有《周易口义》十二卷、《洪范口义》二卷、《皇祐新乐图记》三卷等，其“尤患隋唐以来仕进尚文词而遗经业，苟趋禄利。及为苏、湖二州教授，严条约，以身先之，虽大暑，必公服终日，以见诸生，严师弟子之礼。解经至有要义，恳恳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乎人者。学徒千余，日月刮劘，为文章皆传经义，必以理胜。信其师说，敦尚行实。后为太学，四方归之，庠舍不能容，旁拓步军居以广之。五经异论，弟子记之，自为胡氏《口义》”。⑤在当时影响既大，对宋学的兴起产生了重要作用，然看其身世，少时因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复、石介为友，攻苦食淡，夜以继日，后来方有成就。其他像孙复，“少举进士不中，通居泰山之阳，学《春秋》，着《尊王发微》。鲁多学者，其尤贤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略)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然而其家世寒微，竟“年逾四十，家贫不娶，李丞相迪以其弟之女妻之”。[1](p746－747)石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扬雄、韩愈氏者，未尝一日不诵于口”，而“世为农家”。[2](p896－897)周尧卿，世称其“为学不惑传注，问辨思索，以通为期。其学《诗》，以孔子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所谓说《诗》者，‘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考经指归，而见毛、郑之得失。曰：毛之传欲简或寡于义理，非一言以蔽之也；笺欲详或远于情性，非以意逆志者也。是可以无去取乎？其学《春秋》，由左氏记之详，得经之所以书者，至‘三传’之异同，均有所不取。曰：圣人之意，岂二致耶？”[12](p739)然不闻其何所师，“家贫，不事生产，喜聚书”而已。[1](p692)还有苏洵，少喜游荡，其父亦纵而不问，至二十七始发奋读书，“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粹精”，而观其家世，“三世皆不显”。[1](p902)至于宋初疑《仪礼》非周公所作的乐史，撰《易证坠简》、疑《系辞》非孔子所作的范谔昌，⑥前者“好著述，然博而寡要。以五帝、三王皆云仙去，论者嗤其诡诞”，[9](p10112)后者生平行事今已不详，从他序中所言任毗陵从事，闲退著书看，[13](p8)可知二者家世既非显赫，学问亦无所师，治学自然少有约束。 清人评价欧阳修的《诗》学，谓：“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头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14](p121)这个看法亦可移用于对欧阳修经学史地位的总体认识，而欧阳修不但对北宋疑经风气的兴起产生了重要作用，而且他也以其自身的学术经历，为我们解读这种疑经风气形成的原因，提供了启发和重要的参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