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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所以作《春秋》，目的是“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1](p549)像《春秋》书鲁隐公之事称“公”，而“三传”以为“摄”的问题，以人情常理推之，假如有人“能好廉而知让，立乎争国之乱世，而怀让国之高节，孔子得之”，必不会“失其本心，诬以虚名，而没其实善”。何况“孔子于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于人而没其善乎？以此而言，隐(公)实为‘摄’，则孔子决不书曰‘公’，孔子书为‘公’，则隐(公)决非‘摄’”。[1](p549－550)孔子不没人善。同样，以常理推之，亦不会无辜而加人以恶。以《春秋》宣公二年(前607年)书“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为例，“三传”皆谓弑君者赵穿而非赵盾，然以赵盾逃不越境，君被弑而盾又不讨贼，故史官书盾弑君。欧阳修辨“三传”之说不可信，曰：“据三子之说，初灵公欲杀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讨，其迹涉于与弑矣。此疑似难明之事，圣人尤当求情责实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则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为法受恶而称其贤也；使果无弑心乎，则当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恶，使罪有所归，然后责盾纵贼，则穿之大恶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获辨，而不讨之责亦不得辞。如此则是非善恶明矣。今为恶者获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恶，此决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讨贼，有幸弑之心，与自弑同，故宁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诈用情之吏矫激之为尔，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旧史是非错乱而善恶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旧史如此，其肯从而不正之乎？其肯从而称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恶乎？此可知其缪传也。”[1](p552－553)事远难辨，欧阳修亦无从判断这段史事究竟如何，然而他却从反面论之，以《春秋》“别是非、明善恶”的义法推之，不书弑君首恶赵穿，不辨赵盾弑君的疑似之事，则弑君者必是赵盾，而“三传”所书不可信。 在六经中，欧阳修认为《诗经》是与它经不同的。他说：“《易》《书》《礼》《乐》《春秋》，道所存也。《诗》关此五者，而明圣人之用焉。习其道，不知其用之与夺，犹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圆，是果欲其成乎？”[1](p1597)五经为体，《诗经》为用，《诗》既要贯五经之“道”，而又有着自身的特点，不同于五经对圣人之志的直接表达。这是典型的从文学角度所作的解读。由此决定他治《诗》的方法，便是求其本而舍其末，求诗人之意，以明圣人之志。在《诗本义》中，他这样说： “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善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古者国有采诗之官，得而录之，以属太师，播之于乐，于是考其义类而别之，以为《风》《雅》《颂》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庙、朝廷，下至乡人聚会，此太师之职也。世久而失其传，乱其《雅》《颂》，亡其次序，又采者积多而无所择。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礼乐之坏，于是正其《雅》《颂》，删其繁重，列于六经，著其善恶，以为劝戒，此圣人之志也。(略)何谓本末，作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刺，所谓诗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别其类，或系于此，或系于彼，所谓太师之职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者，经师之本也。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经师之末也。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3](p290－291) 诗人感物而发，意在美刺；太师以类编排，用于宗庙朝廷；圣人明其善恶，将诗人之意揭示给世人，以为劝戒。本末分明，所论通达。求诗人之意，通圣人之志，是《诗经》研究应达到的目标。 上文说到，欧阳修治经尤重《春秋》，而他又认为《诗》之本义在于美刺和惩恶劝善，故论《诗》颇与其《春秋》说相通。以《春秋》之法论《诗》，以求诗人美刺善恶之意，通圣人褒贬之志，成为其《诗》学的主要特点。其解释《王风》，[1](p1602－1603)完全以《春秋》尊王尚贤、寓意褒贬的义法说《诗》，以至认为《诗》三百篇皆寓有褒贬善恶、明辨是非之意。诗人作《商颂》，是为了“大商祖之德”，“予纣之不憾”和“明正武王、周公之心”。[1](p1612)《鲁颂》，“非颂也，不得已而名之也”，“贬鲁之强也，一也；劝诸侯之不及，二也”。[1](p1610)而《风》诗，当“天子诸侯当大治之世，不得有《风》。《风》之生，天下无王矣”。[1](p1599) 以美刺褒贬说《诗》，必重时世。在欧阳修看来，后人对《诗经》的解读之所以众说纷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时世背景不明的缘故。“盖自孔子没，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诗》以讽诵相传，五方异俗，物名字训往往不同，故于六经之失，《诗》尤甚。《诗》三百余篇，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国，先后非一时，而世久失其传，故于《诗》之失时世尤甚。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诗为《风》、为《雅》、为《颂》，《风》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义类非一，或当时所作，或后世所述，故于《诗》时世之失，周诗尤甚。自秦汉已来，学者之说不同多矣，不独郑氏之失也。”[3](p288)所以，欧阳修解《诗》，特注意从时世背景上进行探讨。比如《诗·周南·关雎》，孔子、司马迁、三家《诗》说，皆以《关雎》为周王室衰落时的作品，毛、郑则以为文王之化，后妃之德。欧阳修倾向于前者，认为此诗的主旨，在于思古以刺今，而非写后妃之德。这是从时世背景所作的判断。 欧阳修是文学家，所以，他对时世背景的判断和对诗人美刺之意的探求，总是与对诗歌本身的理解结合在一起的。他既重背景，着眼圣人之志，又十分注意从文本本身出发，衡之人情常理，对《诗》义进行阐发。他说：“古诗之体，意深则言缓，理胜则文简。然求其义者，务推其意理，及其得也，必因其言、据其文以为说，舍此则为臆说矣。”[3](p237)态度很明确。他又总结《诗经》的写作类型有四：“《诗》三百篇，大率作者之体不过三四尔。有作诗者自述其言以为美刺，如《关雎》《相鼠》之类是也；有作者录当时人之言以见其事，如《谷风》录其夫妇之言、‘北风其凉’录去卫之人之语之类是也；有作者先自述其事，次录其人之言以终之者，如《溱洧》之类是也；有作者述事与录当时人语杂以成篇，如《出车》之类是也。然皆文意相属以成章。”[3](p192)这都是从文学角度所作的归纳和总结。 仍以《关雎》为例，其曰： 为《关雎》之说者，既差其时世，至于大义亦已失之。盖《关雎》之作，本以雎鸠比后妃之德，故上言雎鸠在河洲之上，关关然雄雌和鸣，下言淑女以配君子，以述文王、太姒为好匹，如雎鸠雄雌之和谐尔。毛、郑则不然。谓诗所斥淑女者，非太姒也。是太姒有不妬忌之行，而幽闺深宫之善女皆得进御于文王。所谓淑女者，是三夫人九嫔御以下众宫人尔。然则上言雎鸠，方取物以为比兴，而下言淑女，自是三夫人九嫔御以下，则终篇更无一语以及太姒，且关雎本谓文王、太姒，而终篇无一语及之，此岂近于人情。古之人简质，不如是之迂也。[3](p183) 从文意上看，既然如毛、郑之说，《关雎》是写后妃之德，诗中不应不着一笔，只写三夫人九嫔，故毛、郑之说不可取，而所谓美后妃之德，也是“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兴，此《关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辞甚美，则哀此之意亦深，其言缓，其意远”。这才合乎诗人创作的情理。 欧阳修不信毛、郑，③常常批评其解诗有误，其所依据的，往往都是文义上的是否平正通达与合理。这更反映出一位文学家的眼光。像他论《小雅·鸿雁》，说：“诗所刺美，或取物以为喻，则必先道其物，次言所刺美之事者多矣。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又如‘维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者是也。诗非一人之作，体各不同，虽不尽如此，然如此者多也。《鸿雁》诗云：‘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以文义考之，当是以鸿雁比之子。而康成不然，乃谓鸿雁知辟阴就阳，喻民知就有道，之子自是侯伯卿士之述职者。上下文不相须，岂成文理？郑于三章所解皆然，则一篇之义皆失也。”[3](p223－224)这是从以物为喻的手法上所作的反驳。再像《小雅·何人斯》一篇，他论道：“郑于《何人斯》为苏公之刺暴公也。不欲直刺之，但刺其同行之侣，又不欲斥其同侣之姓名，故曰何人斯。然则首章言‘维暴之云’者，是直斥暴公，指名而刺之，何假迂回以刺其同侣，而又不斥其姓名乎？其五章、六章，义尤重复。郑说不得其义，诚为难见也。今以下章之意求之，则不远矣。”[3](p237)以文本为基础，从语言与诗意表达之关系进行分析，指出郑玄所论不确。又像《卫风·氓》，欧阳修的看法是：“据《序》是卫国淫奔之女色衰，而为其男子所弃困，而自悔之辞也。今考其诗，一篇始终皆是女责其男之语。凡言子、言尔者，皆女谓其男也。郑于‘尔卜尔筮’，独以谓告此妇人曰，我卜汝宜为室家。且上下文初无男子之语，忽以此一句为男告女，岂成文理？据诗所述，是女被弃逐，怨悔而追序与男相得之初，殷勤之笃，而责其终始弃背之辞云。”[3](p201)这则是根据上下文意所作出的解释。其例甚多，此不赘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