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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欧阳修的经学与文学之关系 欧阳修的经学对其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 欧阳修在经学方面既有心得，对文学亦必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六经皆文。“《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1](p1777)又说：“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尔。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1](p1177)都是把六经看作天下之至文的。不过，这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对六经皆文的解释。他说： 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略)事信矣须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书》载尧舜，《诗》载商、周，《易》载九圣，《春秋》载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载《诗》《书》《易》《春秋》者，楚之辞载风雅，汉之徒各载其时主声名、文物之盛以为辞，后之学者荡然无所载，则其言之不纯信，其传之不久远，势使然也。至唐之兴，若太宗之政，开元之治，宪宗之功，其臣下又争栽之，以文其词。或播乐歌，或刻金石，故其间巨人硕德，闳言高论，流铄前后者，恃其所载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1](p1777－1778) 六经所以为天下之至文，已不是因为其出于圣人之手，而是因为它“事信言文”，因为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所谓“事”，相对于“言”而说，指一切外物、实事，范围极其广泛；所谓“大”，即事要关乎君王治政的贤明、国家社稷的兴盛、道德风尚的养成、名山事业的创制等重要问题。既重内涵的信实重大，又重文采，而非有所偏颇，事信言文，成为认识六经、衡量文章的标准。 欧阳修也说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的话，[1](p1177)但六经既为天下之至文，他的意思也就并非简单地以道取代文。上文曾谈到，欧阳修认为六经之中，五经为体，《诗经》为用，《诗》既要贯五经之“道”，而又有着自身的特点，不同于五经对圣人之志的直接表达，这种对文与道关系的看法是很周全的。他又说：“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毅。三代、两汉之学，不过此也。”[1](p1821)师法六经，然又不像一般儒生解经那样局限于传注，而是强调“求其意”，把握六经的内核和精神，意得心定，不为外物所惑，便达到了“道纯”(即“道胜”)和自我充实的境界，文章就写得好。由“意得”到“心定”，由经学到文学，是很自然的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欧阳修所说的“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似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师经求意”还要根据自己情性的实际去体贴，这里有个心与意的关系问题。心与意二者自然相合，才能真正做到内心充实，然后“发为文者辉光”。他说道： 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孔子之系《易》，周公之作《书》，奚斯之作《颂》，其辞皆不同，而各自以为经。子游、子夏、子张与颜回同一师，其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于道耳。今之学者或不然。不务深讲而笃信之，徒巧其词以为华，张其言以为大。夫强为则用力艰，用力艰则有限，有限则易竭。又其为辞，不规模于前人，则必屈曲变态以随时俗之所好，鲜克自立，此其充于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1](p184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