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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阳修的身世和经历，我们固然可见其仁爱性格、聪颖天资和读书向学心志的养成与磨砺，然由此也可知其自幼生活的艰辛。这种艰难的生活和学无所师的经历，成就了他后来的功业，也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其思想学术的方向。 圣人所作为经。学无所师，尚友古人，使欧阳修在经学观念上主张将圣人所作之经与后儒的传疏，加以区分，“众辞淆乱质诸圣”。[2](p603)重经轻传，先经后传，尊经疑传，对前代儒家经师的经传注疏决不迷信。欧阳修说： 事有不幸出于久远而传乎二说，则奚从？曰：从其一之可信者。然则安知可信者而从之？曰：从其人而信之可也。众人之说，如彼君子之说如此，则舍众人而从君子。君子博学而多闻矣，然其传不能无失也。君子之说如彼，圣人之说如此，则舍君子而从圣人。此举世之人皆知其然。[1](p545－546) 不作任何辨析，仅据人情常理进行判断，就把圣人与君子、经与传区分开来。比如《周易》，欧阳修就认为除卦爻辞等为文王所作外，其余多是“讲师之言”。在《易童子问》中，他以问答的方式，对此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然有附托圣经，其传已久，莫得究其所从来，而核其真伪。故虽有明智之士，或贪其杂博之辩，溺其富丽之辞，或以为辩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间。若余者，可谓不量力矣。邈然远出诸儒之后，而学无师授之传，其勇于敢为，而决于不疑者，以圣人之经尚在，可以质也。”[2](p611)再如《春秋》与“三传”，欧阳修认为，“孔子，圣人也，万世取信，一人而已”。《春秋》既为孔子所作，当然可信。而公羊高、谷梁赤、左丘明三人虽“博学而多闻”，然“其传不能无失”。“孔子之于经，三子之于传，有所不同，则学者宁舍经而从传，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① 学无所师，使欧阳修在经学方法上以人情常理为理解、衡量和判断经传旨义及其异同的标准。例如他解读《周易》： 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虽然，辨其非圣之言而已，其于《易》义尚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经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是谓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则又非四德矣。谓此二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案此谓不合逻辑)也。《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图者，八卦之文也。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盖八卦者非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则八卦者是人之所为也，河图不与焉。斯二说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说卦》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则卦又出于蓍矣。八卦之说如是，是果何从而出也。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案此亦谓前后矛盾，不合逻辑)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见，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后世，惟恐异说之攻之也，其肯自为二三之说，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书乎？故曰非人情(案此谓常理)也。[2](p612－613) 他否定《文言》《系辞》和《说卦》等是圣人之作，原因就在于所举三说自相矛盾，不合乎人情常理。这种看法，今已证明是正确的。又如他释《易》“谦”卦彖辞：“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说：“圣人，急于人事者也，天人之际罕言焉。惟谦之彖，略具其说矣。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无以异也。然则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则与天地鬼神合矣。”[2](p604)天意本不可测，然人情却可知，以人情推知天地之理，二者应是一致的。所以，以人情常理解《易》，自然成为欧阳修《易》学，同时也是其经学的突出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