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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德洛夫所搜集、编选出版的这一套丛书中，最引人注目、对后世史诗及民间文学研究者产生广泛影响的是收入他于1862年在我国新疆北部特克斯地区，1868年又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西部以及楚河地区搜集的有关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族史诗《玛纳斯》及其他史诗资料的第五卷以及为这一卷本撰写的长篇序言。有关《玛纳斯》史诗的资料占据了第五卷的大部分篇幅，收入其中的史诗文本包括了《玛纳斯》史诗第一部《玛纳斯》、第二部《塞麦台》、第三部《塞依台克》等三部的主要传统章节。此卷于1885年在圣彼德堡出版后又由他本人亲自翻译成德文很快在德国莱比锡出版。[⑤] 书中收入的有关《玛纳斯》史诗的资料共计12454行，其中《玛纳斯》9449行，其余的3005行为史诗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内容。除此之外，还有《交老依汗》、《艾尔托西图克》等另两部柯尔克孜(吉尔吉斯)史诗。这些资料以其全面性和系统性，从刊布之日起就成为西方学者了解和研究《玛纳斯》最原始、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在东方学家、古典学家中引起轰动。西方的很多东方学家、古典学家都通过这些资料纷纷开始对柯尔克孜(吉尔吉斯)史诗发表各自的看法或开始进行研究。彼德堡大学教授艾.皮特里、维.维.罗森，法国学者巴尔比耶.玛约尔、帕费.库尔特里，德国学者特赫.穆尔.库尼等都认为《玛纳斯》史诗在西方世界的刊布是一件巨大的文化事件。[⑥] 帕费.库尔特里通过对这个文本的分析后提出：《玛纳斯》史诗中，伊斯兰教和原始的苍天崇拜习俗都有鲜明的印记，游牧民族的史诗中狩猎是极为重要的内容，史诗英雄的坐骑、猎鹰和猎犬是他不可缺少的助手和朋友。玛纳斯去世后，他的阿克库拉骏马、白隼鹰阿克匈卡尔、猎犬库玛依克比人还伤心。[⑦]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诺拉.察德维克[⑧]，伦敦大学教授亚瑟.哈托[⑨]、前苏联学者日尔孟斯基[⑩]等都曾对这个卷本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在第五卷前言中关于柯尔克孜(吉尔吉斯)史诗《玛纳斯》宏观详实的田野调查报告对西方那些专门研究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古典学者以及以后的其他史诗学家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对世界民俗学研究新方法新理论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比如，在当今民俗学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口头程式理论”的创立者帕里和洛德就曾经深受其影响。[11] G.H.波塔宁本人虽然是西伯利亚土著人，但是他却在搜集哈萨克族和蒙古族民间文学方面成绩卓著。他所搜集的民间文学作品大多集中在《西南蒙古纪事》、《哈萨克-吉尔吉斯和阿尔泰故事和传说》、《蒙古人的格斯尔王传》等著作中，而他对中亚突厥语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著作主要有《中世纪欧洲史诗中的东方母题》(莫斯科，1899年)、《哈萨克和西伯利亚鞑靼人古代古代传说、习俗和宗教的研究问题》等[12]。 巴什基尔族裔的E.A.迪瓦耶夫于1890-1900年在哈萨克地区进行了将近十年的田野调查，并将自己搜集的民族学、人类学资料汇集成11卷本的《锡尔河地区各种资料汇编》于1891年至1915年间出版。书里的内容包括为数众多的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以及其它民俗资料。[13]《民族志学资料集》(Ethnographical Sketches)是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书中除了收有《叶地盖勇士》(Idige-batyr)、《舒拉勇士》(Shura-batyr)、《比开特勇士》(Biket-batyr)等数部哈萨克史诗之外，还有卡拉卡勒帕克民间歌手演唱的《阿勒帕米斯》(Alpamys-batyr)的文本[14]。 除了上述学者外，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交替的时代在中亚民间文学搜集研究方面有成就者还有俄国彼德堡大学东方系教授V.V.巴尔托里德(V.V.Barthold 1864-1963)、匈牙利学者赫尔曼·万波里(Hermann Vambery 1831-1913)和格里格·阿利玛西(Georg Almaxi )等。V.V.巴尔托里德不仅撰写了诸如《蒙古入侵之前的突厥斯坦》等有关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以及中亚伊斯兰教文化方面的著作之外，还是第一位刊布突厥语民族古代部落乌古斯著名史诗《先祖库尔库特书》原文和俄文译本的学者。[15] 此外，他还在《1893-1894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中还论述了有关《玛纳斯》史诗的情况。 赫尔曼·万波里于1863年化装成传教士在中亚和我国新疆地区搜集了许多史诗资料并出版了16-17传说《玉素普和阿合买德》(Yusuf and Ahmed)的韵文体科学版本[16]。格里格·阿利玛西于1911年用国际音标的吉尔吉斯(柯尔克孜)语和德文译文在《东方学》杂志上刊发了《玛纳斯》史诗“英雄玛纳斯与儿子赛麦台话别”一章，并对有关问题做了大量科学注释。在注释中，他对《玛纳斯》史诗的内容、诗歌韵律和结构特点进行了讨论，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