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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为一种公器，近些年却越来越面临尴尬的处境——它似乎已经丧失了表述公议、影响公众的能力，与在现代民族国家初建时期相比，无论在塑造意识形态还是在娱乐与认知方面都已经被其他更为便捷的方式所取代。因而，很多时候作家们退而求其次，回归自我和内心，以或者反抗的姿态或者孤芳自赏的面目标榜其独立性和存在感。这固然是时代与社会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文学自我放逐的程度，因而丧失或者不如说主动放弃了言说重大与广阔问题的权柄。比如关于现实、历史、梦想，关于理想主义的证言，关于对绝望和颓废的反抗。 近一两年与当代文学批评者及作家有一些接触，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几乎每个人都能说上几个欧美乃至拉美作家的名字，甚至对他们的作品如数家珍，古代经典自不必说，批判现实主义以降的现代主义及当代西方作家尤为受到青睐，比如普鲁斯特、乔伊斯、博尔赫斯、福克纳，顶着“魔幻现实主义”之名的马尔克斯、卡彭铁尔，更晚近一点的品钦、卡佛、麦克尤恩等等。而说到本土的文学则除了少数古典之外，现当代文学多羞于提及，更别提少数民族文学了，一问三不知不说，有些人甚至对这一提法产生了质疑：“文学就是文学，哪有什么少数民族文学?”即便是少数民族作家，绝大部分也是如此，甚至有些少数民族作家会对“少数民族作家”这一提法火冒三丈，觉得似乎贬低了他的“普世性”。 “贵远贱近”向来是文化交流中的传统，本无足道;而从现代文学谱系来看，西方文学观念确实至关重要——中国现代文学观念几乎就是直接从西方迻译过来并对中国本土文学传统进行拣选、整合、提炼、再阐释的结果，进而进入到教育系统中，成为似乎不证自明的知识。这种文学观念背后有着近代史二百年来反帝反封建反殖民的恢弘历史背景，然而到了如今，时易世变，那种有意、无意、刻意地强调西方文学“师承”的话语，可能正是映射了对于中国传统本身的无知以及思维被内部殖民的结果——是时候反思这套话语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