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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文学上来，几乎所有文学的忠实读者都会对当代文学不满，在那里，“小时代”的代言人在市场与大众中如鱼得水，“公知”和媒体人以反叛的姿态扮演知识分子，缺乏历史见识和现实洞察力的“严肃文学”胶柱鼓瑟脱离大地，孤芳自赏的“纯文学”犬儒主义式的自我安慰……大多数都让人感到失望。尤其是在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上，文学如何表述现实，进而成为现实中的能动力量，成为我们时代文学最为要紧的问题——它是考验文学和作家是否合格的试金石。遗憾的是很多时候作家只是提供了一张空头支票，而读者和批评者能获得多少，取决于自己的储蓄。 如果要表述现实，首先需要认识现实。现实当然包含精英的诉求、城市化的进程、消费主义的甚嚣尘上、生活方式与情感维度的变革，同时也有草根的言说、乡土大地的歌哭、濒危文化的暮年挽歌、精神生活和信仰层面的迁徙。当代中国为作家展示了一个无比复杂丰富的现实，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接地气，亲近日常和经验;;另一方面又要具有洞察力，不能停留在繁琐细碎的表象之上，对时代、社会有“总体性”的把握。所谓，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正是此意。 现在的许多作家读书不多、经历匮乏、体验更少，眼光集中于自我、肉身及周边的狭小区域，无力超越个体的局限。这不仅是知识性方面的缺陷，同时是认识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孱弱。“民族”可能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路径，它包含了“中华民族”在长久时光中凝聚而成的思想的精萃，是各民族共同生活形成的水晶;同时也包含着不同少数民族各自的民族特质，它们也许曾经一度被忽视，但在将来会焕发出异彩也未可知。 比如各民族的口头传统，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彝族的《勒俄》、傣族的《相勐》、苗族的古歌……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史诗并立也毫不逊色，如芬兰的《卡拉瓦拉》、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古印度的《罗摩衍那》、古罗马的《埃涅阿斯》、英国的《贝奥武甫》、西班牙的《熙德之歌》、法国的《罗兰之歌》、中非的《姆温都》、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冰岛的《萨迦》、菲律宾的《呼德呼德》、波斯的《列王纪》、日耳曼的《尼伯龙根之歌》、格鲁吉亚的《虎皮武士》、亚美尼亚的《萨逊的大卫》、阿根廷的《马丁·非耶罗》、西非的《松迪亚塔》……值得注意的是前者许多是“活着的传统”，经过了时间的洗磨，洁净如新，依然活跃在现世的生活当中，滋养着当下的民众，它们同时也构成了对于书面作家文学的营养和灵感来源。重新认识这些分布在中国各地各族群中的口头文学，对于重新认识、阐释、建构中国的文化与传统有着不言而喻的革命性意义。 从作家文学而言，少数民族作家的书写虽然很多是在近现代才获得书写的技能，但因为文化记忆和思维模式的不同，往往具有从他者的眼光看待世界的视角。它们不仅仅是题材上的特异，或者民族风情的表面不同，而是整体在美学风格和观念上的差异。而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也会带来文学书写在技法、趣味、审美、形式、内容的全方位自我刷新，比如 “十七年”时期的一些多民族文学名篇，就既是“主旋律”的，同时也具有本土气象和中国民族美学意味。1980年代以来，乌热尔图、张承志、霍达、王朔、阿来、扎西达娃、马原这些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多民族作家，在历次文学思潮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叶广芩、赵玫、叶梅、叶尔克西、宁肯、范稳、红柯、于坚等中坚作家，以及更年轻的田耳、次仁罗布、李娟、艾多斯、马金莲、潘小楼、尼玛潘多、血红、唐家三少等，在当下的文学现场也充分体现了“民族性”在我们时代的显现。 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的民族作家在涉及到新媒体时，最能显示出当代“民族性”的变迁。比如被称为“网络写手第一人”的血红，是“起点中文网”第一位(2004年起)年薪超百万的网络作家。在虚拟空间的书写中，外在的民族身份似乎并没有过多地显示在其作品中，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是一位苗族作家。少数民族并不一定要显示出某种让人一目了然的“民族性”，有着那样期待视野的人可能恰恰是带有“刻板印象”的东方主义式僵化思维的人。因为，少数民族同样是与主体民族一样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之中，是同时代的主体，他们的“民族性”可能在某些场合、某种程度上已经与主体民族密切如一、难分难解了。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正如我前面所说，表面上的相似也许只是说明“民族性”影响可能是隐性的。近些年在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也表明，如果想理解中国的复杂性并为这种复杂性找到一条合理的解释途径，只能从多民族的角度入手。从多民族的视野去看待少数民族文学、审视主流文学乃至评价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学，也许会为我们的文学带来有益的写作启示、知识格局和思想话语。主流的文学批评者和作家之前对此较少关注，近些年来少数民族的文学表述及其成果也日益得到重视，因为它们给单一的发展模式、渐趋一体的世界观带来新鲜的血液。这种补充和局部的替代，彰显了少数民族主体性和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多元维度，更主要的是提供了一种突破既有的文学观念的契机。从“民族”发现“文学”，带来的也许不仅是文学自身的变革，也是文化和政治的新生。 本文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