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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文本 改造我们的批评，针对我们的批评现状尤其要大力提倡细读文本。不细读文本而急急忙忙进行批评，写出来的文章必然“隔靴搔痒”。 细读文本，这是我们中国当代批评家所缺的一堂课。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当代批评家不重视细读文本、也不习惯于细读文本，不肯在细读文本方面下真功夫。在他们某些下笔千言的批评文章中，“大叙事”“大眼光”的概念术语脱口而出，空洞的华丽辞藻跃然纸上，既脱离创作实际、又脱离具体文本，高高在上，大而无当。学者当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种弊病的严重性，深感“文本细读”之重要，大声疾呼需要“补课”。陈晓明《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中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一直未能完成文本细读的补课任务，以至于我们今天的理论批评（或推而广之——文学研究）还是观念性的论述占据主导地位。”程光炜和陈思和等人也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小说家作品细读的文章”。他们一致强调“文本细读”是克服当下文学批评中各种弊病的一剂良药。 陈晓明们对中国当代批评家进行呼吁、提出“细读文本”的“补课”要求，主要是参照西方文学批评的经验；其实，回顾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会发现我们的古人在“细读文本”方面做得并不比西方人差。他们不但很看重细读文本，而且很善于细读文本，只是他们没有“细读文本”的概念、术语。而且，毋宁说，中国古代的许多文论家做得比新批评派的“细读文本”更加辩证、更加全面、更加合理，是我们今天的批评家应该学习和继承的一笔宝贵遗产。 例如，清代文论家叶燮对杜甫《玄元皇帝庙作》的细读可称典范。仅举出他对于“碧瓦初寒外”一句诗的细读解说，即可窥一斑：“‘碧瓦初寒外’句，逐字论之，言乎外，与内为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内外界乎?将碧瓦之外，无初寒乎？寒者，天地之气也。是气也，尽宇宙之内，无处不充塞，而碧瓦独居其外，寒气独盘踞于碧瓦之内乎？寒而曰初，将严寒或不如是乎？初寒无象无形，碧瓦有物有质，合虚实而分内外，吾不知其写碧瓦乎？写初寒乎?写近乎？写远乎？……然设身而处当时之境会，觉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划然示我以默会相象之表，竟若有内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实相发之。有中间，有边际，虚实相成，有无互立，取之当前而自得，其理昭然，其事的然也。” 这样的细读和解说，可谓深入骨髓。我想，倘若《玄元皇帝庙作》的作者老杜有知，也会从地下欣然跃起而点头称是。 再如金圣叹对《水浒传》的细读，也非常精到。仅举几段。《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谈李逵独特性格：“李逵是上上人物，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无一个入得他眼。《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语。……任是真正大豪杰好汉子，也还有时将银子买得他心肯。独有李逵，便银子也买他不得，须要等他自肯，真又是一样人。”金圣叹能够仅用寥寥数语就能在对比中把人物性格的不同特点揭示得了了分明，《第二十五回回首总评》：“此一百六人也者，固独人人未若武松之绝伦超群。然则武松何如人也？曰：武松，天人也。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断曰第一人，不亦宜乎？”《第二十七回回首总评》又说到武松性格的多面性：“上文写武松杀人如麻，真是血溅墨缸，腥风透笔矣。入此回，忽然就两个公人上，三番四落写出一片菩萨心胸，一若天下之大仁大慈，又未有仁慈过于武松也者……盖作者正当写武二时，胸中真是出格拟就一位天人，凭空落笔，喜则风霏露洒，怒则鞭雷叱霆，无可无不可，不期然而然。固久非宋江之逢人便哭，阮七李逵之掿刀便摵者所得同日而语也。” 金圣叹通过细读，很善于挖掘《水浒传》描写中的独特手法。他在《水浒传》第十一回首评中关于“犯”与“避”(即同中异，异中同，重点在于写出个性)方法的总结，最有价值。所谓“犯”，即敢于写看似相同的东西；所谓“避”，即善于在同中见异，写出个别性，独特性，避免雷同。“犯”“避”法，又有情节的“犯”与“避”、以及性格的”犯”与“避”。关于前者，金圣叹这样说；“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又写二解争虎；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偷汉；江州城劫法场后，又写大名府劫法场；何涛捕盗后，又写黄安捕盗；林冲起解后，又写卢俊义起解；朱同、雷横放晁盖后，又写朱同、雷横放宋江等，正是要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画相借，以为快乐是也。真是浑身都是方法。”更重要的是性格的“犯”与“避”。譬如，金圣叹精辟地分析了《水浒传》中几个同是“粗卤”的人物，但又有互相不同的个性特点，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经这样细读、分析，人们对这些粗卤人物的个性特点，便十分了然。 金圣叹之后继续阐述“犯”“避”法的是毛宗岗和张竹坡。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说：“三国一书，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作文者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无所见其避也。惟犯之而后避之，乃见其能避也。如纪官掖，则写一何太后，又写一董太后；写一伏皇后，又写曹皇后；写一唐贵妃，又写一董贵人；写甘、糜二夫人，又写一孙夫人，又写一北地王妃；写魏之甄后毛后、又写一张后，而其间无一字相同。……妙哉文乎，譬犹树同是树，枝同是枝，叶同是叶，花同是花，而其植根安蒂，吐芳结子，五色纷披，各成异采。读者于此，可悟文章有避之一法，又有犯之一法也。” 毛宗岗细读《三国演义》对“犯”“避”法的运用作了进一步阐发，指出：不犯而避，无所见其避；惟犯而后避，乃见其能避，而犯中之避，越能见出鲜明个性。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第四十五条中，细致地论述了性格刻划上的犯避法：“写一伯爵，更写一希大，然毕竟伯爵是伯爵，希大是希大，各人的身分，各人的谈吐，一丝不紊。写一金莲，更写一瓶儿，可谓犯矣，然又始终聚散，其言语举动又各各不乱一丝。” 我未见国外的批评家像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这样把《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读得如此之透、如此之细，把握人物性格如此之精，穿透人物心理如此之彻底，不禁拍案叫绝：“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熟悉中国古代“诗文评”的朋友，不难从历代文论、诗话、词话、曲话、小说评点中找到“细读文本”的精彩例证。 文本细读的目的何在？“要在文本细读中回到文学本体。”这是青年学者刘艳提出的一个命题，我认为，这个命题很有意义。按我的想法，“在文本细读中回到文学本体”，它在克服文化批评泯灭文化与文学的界限、将文学化为乌有的弊端，起了很好的作用，有效保护了文学的本体存在。 如何实现在文本细读中回到文学本体?刘艳认为，要在文本细读中，发现文本当中的文学性生成的要素，找出对创作有益、有启发意义的理论范式和一些理论规律，摒弃和克服预先设置的框架和理念先行的观念。她很赞赏有些作家对经典作品所作的所作的文本细读，他们祛除从上而下俯瞰的姿态，最大程度地祛除观念性批评的弊病，不去说一些空话、套话和无用的话，由“小说家说小说”，生动有趣又不失理趣。她的这些观点对改造我们的批评也有价值。 但是，刘艳在谈文本细读要回到文学的本体时，主要强调“先要回到文学的‘叙述’上面来”，并且呼吁“真正贴近文本的‘气味’”。对此，我有些疑虑。“回到文学的‘叙述’”和“贴近文本的‘气味’”固然对回到文学本体有意义；但是，它是问题的关键吗？依鄙见，“回到文学的‘叙述’上面来”和“真正贴近文本的‘气味’”只是具体做法，而非关键。关键是根本观念的改变。譬如，针对文化批评以及曾经盛行的离开文学艺术特征的政治批评、道德批评、社会批评等等这些脱离文学本体的病根，要从修正观念上下功夫——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上述批评观念，才能回到文学本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