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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的现状略窥 虽然中国有长达千年以上的“诗文评”传统，但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却是以西方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人文学科——这其间存在某种学术“断裂”现象（其来龙去脉和功过是非需要专文讨论）。当然，今天的文学批评，也自然而然、有意无意、有形无形地吸收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和民族原素；但其骨架和语码，姓“西”而不姓“中”。此刻，我不想再对文学批评的概念、任务、功能等等更多说些什么（各种相关的论著和教科书已经讲得够多了），只是想就当前文学批评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多花些笔墨。 近来，人们对当前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尖锐地指出当下文学批评中的不正之风和各种弊端： 第一，“圈子”批评——专为自己小圈子的哥们儿作家写吹捧的批评文章。 第二，“金钱”批评——某些作家花钱购买对自己阿谀奉承的批评文章。 以上两者，属于文学批评中的歪风邪气，涉及批评者的个人品格和道德修养，越出了学术范围，不能用学术手段解决，此不论。 第三，“隔靴搔痒”的批评——出于种种原因，批评者尚未精研文学文本，看不清作品的真面目，抓不住问题的肯綮要害和痛痒之处，因而说些不中肯、无痛痒的话。清初文论家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见《船山遗书》）中论诗时，曾打过一个比方：“隔垣听演杂剧，可闻其歌，不见其舞；更远则但闻鼓声，而可云所演何齣乎？”他是讽刺创作者不能看清所写对象而模模糊糊下笔，肯定写不出好作品；因此他提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写批评文章何尝不是如此？批评家对作品也必须遵守这个“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的规则，不然，写出来的文章只能“隔靴搔痒”。这种批评浪费了大量学术资源而不解决任何问题，这等于使文学批评事业慢性自杀，其严重性也不容忽视。 第四，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曾经盛行某种脱离文学艺术特点的“政治批评”、“道德批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满篇政治、道德、历史、社会观念和术语，充斥“大叙事”、“大道理”、“大理想”，唯一缺乏的，就是对作品进行认真的地道的艺术分析；因而，虽然它们能够以激烈的言辞，以及政治帽子或道德帽子，加于作者和作品之上，却“搔”不到文学艺术本身的任何“痒”处，于艺术本身有害无益。至今此风仍未完全断绝。 第五，上述批评作风恶性发展，就是劣迹斑斑的政治棍子和道德棍子的批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发表在1959年第2期《中国青年》上对《青春之歌》的一篇批评文章《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作者名叫郭开。这位郭同志，以主流政治的权威意志，远远离开作品本身的艺术品格而对小说家杨沫横加指责，充满阶级斗争的火药味，通篇是棍棒式的盛气凌人，用近乎荒唐的政治批评语式和道德批评模式，对作品进行政治宣判和道德宣判；此情此景，连当时思想并不开放的老作家、老批评家茅盾、何其芳等人也不能忍受。郭开的文章可能是这类批评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那个时期以至文革十年，或轻或重、或浓或淡的郭开式的批评，并不少见。问题是，新时期以来，郭开式的批评虽然受到重创，但是余孽尚存；它在中国，是一个顽症。直到今天，不是还能看到影影绰绰的郭开式批评或它的变形不时现身吗？因此必须对之继续清算，力求根除。 第六，“理念先行”的批评。这是新时期以来不算少见的批评现象。这种“理念先行”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没有细读作品文本即用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对作品说三道四。它不像几十年前盛行的政治批评、道德批评等那样以坚硬的政治、道德判断代替艺术分析，而是用“小资”式柔软温妮的语言鸡汤，娱乐主义和生活享受的诱惑，以及刚刚从西方舶来的半生不熟的种种概念术语的漫天轰炸，掩盖批评者艺术眼光的贫乏和低俗，以自己先行的观念取代艺术品评和判断。二是虽然读了本文、甚至细读了文本，但仍是理念先行，用自己既有的顽固观念硬套用在作品身上，以强烈的自我意识强加于批评对象，宰制作家作品。青年学者刘艳在《文本细读：回到文学本体》一文中曾对这种现象做过如下描述：“也许是观念性批评浸淫时间已久，理念先行的惯性思维太过强大了，时下各路文学批评尤其针对当下写作的即时性文学批评，观念性批评浸淫导致的弊端依然清晰可见。很多文本细读的文章，批评者也有可能在理论尤其观念的路径上愈行愈远……一篇看似很认真细致的文本细读文章，读来也会让人觉得困惑，疑惑它是不是一篇社会学的或者政治经济学的论文？很多批评者常常先自内心设定了偏好的理论框架，在文本细读时摘取里面符合他理论框架的内容，然后一一填塞。我们的年轻人，也许是通过写作和批评来实现自我的目的太过急切，甚至来不及细细读完作品，就开展起了无比细致的‘文本细读’，虽然其情也真、其意也切，但这种并没有细读过文本的‘文本细读’文章是否有益作家的写作、有益读者的阅读，不免让人打个大大的问号。” 第七，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批评。必须说明，我绝不是对文化批评全盘否定，也并非视文化批评为“弊端”；但是，我与文化批评家们有重大分歧。文化批评，在世界范围内，曾经对盛极一时的文本中心主义进行过有力的反拨，它在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作出了贡献；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因为文化批评相对而言具有比较开阔的眼界，所以对我们过去那些比较死板、狭义的批评活动有所匡正，也带来某种新因素，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但是，文化批评也时时走偏。在我看来，文化批评的最大缺憾有两点。其一，它试图在文学领域占山为王，涵盖一切、淹没一切，从而以文化取代文学，以文化批评取代文学批评；这，也就取消了文学批评的合理存在。其二，因为它模糊了文化与文学的界限，使文学消融于文化之中，从而在文化批评中，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无视对文学文本的艺术分析（或者以文化分析、社会分析代替艺术分析），使文学文本沦为一种文化档案或社会档案，使艺术探讨处在一种被忽视的状态。这样的文化批评，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没有多少助益。 当年别林斯基称文学批评为“运动的美学”，他说：“这是一种不断运动的美学，它忠实于一些原则，但却是经由各种不同的道路，从四面八方引导你达到这些原则，这一点就是它的进步。”别林斯基针对当年俄国的情况，强调文学批评要通过不断的批评实践，“挺身出来主持公道”，反对庸俗低劣，推崇积极进取的美学情怀，从多方面推动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理论原则的建立和发展。现在我们需要借鉴别林斯基关于“运动的美学”的一般原则，促使我们中国当前的文学批评通过“不断运动”，“挺身出来主持公道”，以守住文学批评的本分，尽文学批评应尽的责任，纠正文学批评中的各种不正之风，使我们的文学批评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毛泽东针对恶劣学风，曾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眼下，面对文学批评的严峻形势，我们的任务是：改造我们的批评。 如何改造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