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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作家应加强双语创作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作为一位知名的海外双语作家，文学创作可谓是甘苦自知，请介绍一下海外作家的创作与生活现状，以及他们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与影响。 李彦：首先要谈的，是创作语言的选择问题。我们知道，华裔移民海外之后，就是少数族裔了。例如在加拿大，华裔只有100多万，占人口不到4%，其中还包括不懂中文的第二代、第三代华裔。很多新移民作家致力于把自己的作品拿回中国推销，其中也有海外读者太少的原因。 99%以上移民海外的华裔作家仅用母语创作，尽管他们其中不乏本身是英语专业背景的人士，能流利地阅读和欣赏英语文学。当然，也有人至今仍坚持用非母语创作，例如美国的闵安琪、加拿大的应晨等。我虽然一开始用英文，但后来一直是在非母语和母语交叉使用的状态下进行创作。 去国经年，可以说，国内作家活在当下的中国，海外作家活在记忆里的中国。早年留学海外的作家如再写今日祖国，难免会落入20世纪80年代外国人走马观花式的肤浅和偏颇。但如果停留在挖掘记忆的层面，又会有“为赋新词强说愁”之感。我们必须考虑如何避免写作的同质化、重复化、类型化，必须要开拓新的视野，将目光转向“东西方文化探索比较”，以及对整个人类的关怀。与此同时，海外新移民作家还需加强自己的双语创作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得您曾引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来概括海外作家的文学创作。 李彦：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的三重境界，我认为同样也适用于我们这些在海外从事文学创作的人。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20世纪80年代出国的留学生，最熟悉的，是记忆犹新的故国情怀。例如90年代在海外用非母语创作并有一定影响的长篇小说：英文的有哈金的《等待》、闵安琪的《红杜鹃》（Red Azalea）、李彦的《红浮萍》等；法文有应晨的《再见，妈妈》、戴思杰的《巴尔扎克和小裁缝》等。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些人出国后的10—15年时间里，其文学创作的内容，多集中描写新移民落地生根、开拓家园的痛苦历程。例如我的英文长篇小说《雪百合》，中文长篇小说《嫁得西风》《海底》，中文作品集《羊群》等。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25年后，大家已融入主流社会，注意力转向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对比思考、人类命运异同的探索。近期我的非虚构系列如《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小红鱼儿你在哪儿住——与明义士家族》《嘤其鸣·答友人——给加拿大法裔女作家的12封信》（均见《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及其他》，商务印书馆，2015）等可见一斑。 加拿大有一批土生华裔作家，他们几乎全是用英文创作。由于中西方读者所受教育不同，兼以百年来语言和文化的变迁，土生华裔作家在表现其祖辈华人移民生活时，已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隔膜感，致使有些作品呈现的早期华人形象失之刻板，显得思维简单，我读时常有人物素描之感。但这种相对简洁、清晰流畅的风格，更易于被英文读者所接受。他们对祖先和故土的描绘，由于隔膜而往往蒙上一层神秘、传奇色彩，给英文读者带来异国情调的新鲜感受。 加拿大土生华裔作家和近年来崛起的新移民作家的英文作品，为西方读者呈现了华人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精神气象，对重塑华人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意义深远。但这两个作家群体的创作，尚未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和深入的综合性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