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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写：发挥汉语形象思维的魅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红浮萍》后来又由作家出版社出了中文版，您是否在内容上有所调整？ 李彦：我在自己执笔把《红浮萍》翻译成中文时，就开始进行一种新的尝试：译写。这种方式，给了文学创作者自由——不必拘泥于原文在语言表达上的局限性，也给了创作者更宽阔的思维和想象的空间，得以弥补和完善原著留下的遗憾。因为对象是国内读者，译写时我删掉了有关背景的介绍性内容，精简了篇幅，同时考虑到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和受众的思维方式、阅读习惯，对小说做了某些文学性处理，而非简单地进行文字翻译。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家刘震云读后认为：“十几年后再看《红浮萍》，它仍是一部好小说。”可见您的这种尝试是成功的。那么反过来，在当今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差异与碰撞又无时不在的情况下，您觉得怎样才能让中国的优秀文学作品为西方读者所接受？ 李彦：2016年春，我在“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演讲，因为提到了“译写”的方式，引发了热烈讨论。一位老学者问我：“难道中国文学不需要自信吗？为什么一定要迎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这只是在不同文化间进行有效沟通交流的一种方式，目的是要把我们的观点传达给对方，使他们能够接受我们的东西。当然，更深层的原因是，目前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较为薄弱，我们无法要求别人必须接受我们的文化、欣赏我们的文学。也许若干年后，当中国文化能被世界人民心甘情愿地渴慕追求的时候，原汁原味地欣赏中国文学就不再是个问题了。 所以，目前我的建议是，“译写”应坚持在忠实原文大意的原则下，对文字和结构进行有效的处理。英语读者对清晰、流畅十分重视，增什么，删什么，如何才能处理得当，涉及我们对其他文化了解的程度，涉及价值观的异同。文学工作者应当对其他文化具备基本的常识，才能避免弄巧成拙。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事汉语教学对您的写作和翻译理念有何影响？ 李彦：从事汉语教学后，我确实有了一些新的感悟。在滑铁卢大学任教之初，我教授的是中国文化、历史和文学的课程。因为完全用英语授课，所以那时没有对中英文语言的差异进行认真的思考。几年后，我也开始了汉语教学，才懂得了站在其他语言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母语，进而挖掘、总结出汉语的特点，为提高教学质量服务。 课堂上学生的提问往往给我带来启发。例如：“一个复杂的汉字是否包含好几个音节？”由此我才意识到，要培养拼音文字背景下的大学生采用新的思维模式来学习，训练他们从依赖听力到依赖视觉。在摸索中，我独创了自己的教学方法，把汉字分解为图画，启发学生的形象思维，再借助联想和编织故事，加深学生对汉语的理解和记忆。 这种教学实践，也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我的文学创作。我意识到，中文的特色就是具有强烈的视觉效应，甚至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思维和审美趋向。而英文，在我这个英文乃非母语者的眼中，是规范、直接、简练、逻辑性很强的一种语言。由于缺乏视觉效应，很容易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事物的实质层面上来，甚至使我们的思维冷静、偏于理性，而不太受文字表象的诱惑和干扰。毫无疑问，同时使用两种语言创作，可互为促进，在思维中产生一些新的元素。我相信，大多数翻译者有同样的体验。 汉字元素由图画组成，本身携带着强烈的视觉效应，译成英文后，图画变成了26个抽象符号，原本栩栩如生的作品变得枯燥乏味，丢失甚多。而其他语言在译成中文后，往往会赋予其色彩和图案，并增添了韵味，甚至超过了原文的魅力。从另一个角度想，或许正是这样一种语言规律，促进了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