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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是什么样的故事，让你和诗歌密不可分，让诗歌成为了你生命的一部分？ 郭金牛：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感觉到被您采访是一件无比开心的事情。我非常乐意回答这个问题。 的确，我是一个很有故事和往事的人，我常常不知不觉地回到往事之中，或把酒临诗，或悲伤泣涕，或豪气干云…… 故事要从20年前开始，那个时候，“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但到广东省并非一定都是为了发财，但有点可以肯定，远方，是每个人梦的开始，我同他们一样，漂到了深圳，基本上，我的打工史就是一个少年和青年的个人流浪史。我从家乡到深圳出入次数太多，以至于那年到深圳我有些模糊了，大至是93年左右开始的吧，这么算起来，漂泊了将近二十余年。我从事过建筑工，搬运工，摆过地摊，工厂普工，仓管等工作，尽管多从事着多个工种，但我一直反复经历着这些的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罗租村，……一直以来，我对深圳的印象停留在“他乡”、“工业”、“乡愁”与“疾病隐喻”这些词语之上。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是温暖。深圳给予了我温暖，也给我了悲伤。其实，无论多么冷漠的城市，都会有温暖在传递。记我初来深圳时，结交到了一个作家朋友郭海鸿，梅州人。当时，我正被一个叫做大光明的电子厂“炒鱿鱼”，就是开除的意思啦。我陷入流浪的大军之中，那时候，全国各地一批又一批人涌入广州深圳，不知有没有看过电影《外来妹》，各个车站就象电影中的那个场景一模一样。那时人多，工厂少，工作很难找，几乎不招男工，靠熟人介绍，还得给介绍费，所以，白天大街上，公路上，工业区，到处都是“三无”人员，一碰到查暂住证的，纷纷作鸟兽散。一天下午，我又没有找到工作，正无所事事路过石岩文化站门口，一个小伙子正在石岩镇文化站张贴文化墙报《打工屯》，墙报不住地随风飘起，一个人张贴着墙报，显得有些吃力，于是，我走上前去，帮忙按住纸张的一角，很快，墙报张贴完毕，他在路边的一家小酒馆请我吃饭，二人相对而坐，陌生人就此相逢，相识，很快了成了一对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叫郭海鸿，梅州的青年作家，文化站的招聘的来的，负责群众文化工作和办墙报，每月一期，刊载着打工妹打工仔写的诗歌散文等作品，并有稿费发放。这是多么优雅一件事呀，后来，国际知名报纸《南德意志报》记者凯·施特里特玛特与《时代周报》安可馨采访我时，我曾谈到这个“文化事件”，他们非常惊讶，当然，它值得世界惊讶一下。 流浪中，我居无定所，食无定餐，由于认识了梅州青年作家郭海鸿，我就盘踞在他的小木屋的一架铁架床上，白天，我出去找工作，晚上，借宿在他那间小屋，与他一起聊文学，诗歌，我也因此迷上了这个搬运文字的游戏。 在石岩镇老街，郭海鸿的小木屋，曾集集过很多过往文朋诗友，比如来自广西诗人安石榴，来自湘西作家曾五定，比如朋友赖世业，刘威，楚云，紫微…… 我还见证了郭海鸿创办打工文学社和手抄《加班报》，并在石岩镇度过了他乡最初的漂泊日子。在外乡的摸爬滚打的生活中，我带着金子一样的青春来到了外乡，就象一粒走动的黄金。事实上，外乡并没有热情接待我，相反遭遇了这个外乡城市千方百计地刁难：比如清查三无，清查暂居证，比如收容所以及爱情的失败……，面对外乡对各种难以预期的遭遇，它消灭掉我对外省各种美好的传说，但并未消灭掉我这个浪子诗意情怀，我不断在这个城市中失业，流浪，找工作，还偶尔写诗，又随手丢掉。 我的诗，大都来自我在外省二十年生活，我所经历过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家工厂，或一砖一瓦一砂石，那里，留下了我的汗水，泪滴，或者我的血迹。正因为如此，深圳这座城市留下我的体温和气息，包括的青葱岁月，野草一样的年华。从年少开始就有“诗人”这么一个虚幻身份，我从老家来异乡，在多个城市漂泊，这正是一个少年“诗人式”的浪子情怀，它隐在我的天性之内，在我写诗的时候，这个身份就显露出来了，在我不写诗的时候，诗人这个身份随之隐匿了。我的每一首诗歌，就象取自我身体某处的一根骨头，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它记录着我走到生活的深处，摸到了生命的痛处。 诗歌是灵魂的出路，如果说诗歌使我有所变化的话，那就是我对生命有了更深层次体悟，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思考，诗歌与金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她会使我在金钱中，堕落的速度变得更慢一些。 《纸上还乡——郭金牛诗集》，郭金牛，获首届国际华文诗歌奖第一部诗集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