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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进一步问: 哪些情况是表示类别而不表示对立? 我想，回答应该是:反义关系虽然有事物本身的客观性状作依据，但最终还是取决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人是以自身为出发点来认识世界的。认知语言学强调身体是认知的出发点，人体部位没有什么反义词，“腹—背”不是典型的反义词，“首—足”和“手—足”更不是。但很多反义词是以人为基准而区分的: 在上为天，在下为地，高者为陵，下者为谷，面向为前，背向为后，前行为进，却行为退，水位湿，火为燥，有益于人为善，有害于人为恶。一些基本的反义词，都是和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上述这些词组为什么不是反义词?一是因为其中有些不是认知的基本层次，认知基本层次上的事物、动作、性状如果有对立的因素，人们的感觉会比较强烈，如“陵—谷”“偾—起”“笑—哭”。而基本层次的下位词，人们对其对立因素的感觉就不很明显，会把它们看作类别的不同，如同样是“偾”，前(仆)和后(偃)不构成对立，同样是“哭”，有声(哭)和无声(泣)不构成对立。“珠玉”和“瓦砾”是反义的，一贵一贱，而同样是珠，圆(珠)和不圆(玑)就不构成对立。“鼐—鼒”都是鼎，大和小不会有相反的用途，所以只是类型的不同，不是反义词。二是因为有些对立和人的生活关系不大。如人的性别的差异，“男—女”或“夫—妇”，当然是反义词;而家畜公母的差别，对人来说关系就不怎么大，黑羊的公母(羖—羭)就不是反义而只是类别(其他动物的公母就根本没有词来区分);植物的公母，和人的关系更远，棠树的公母(棠—杜)就更不是反义词了。“羖—羭”“棠—杜”究竟孰为牡，孰为牝，在古代训诂资料中有不同的说法，这也说明古人对它们的区分不甚清楚，如果是明显的反义词，就不会把它们弄混了。 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左—右”。作为方位，两者确实是相反的，在甲骨文中“右”作  ，“左”作 ，两字不同(也有反书)。但在表“祐助”义时，作“”作“”均可，既有“王”，也有“王”。因为在表“祐助”义时，相反的方位对人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二) 语用条件: 语用中经常同现而表示相反的意义。 除了词义条件，还必须从语用条件加以考察。如果两个词符合词义条件，但这些词在语用中从来不同现，这些词仍然不是严格意义的反义词。反义词在语用中同现常常是在两种句法位置上:一是作为反义词而连用。如:《孟子·告子上》:“体有贵贱，有小大。”一是作为对文出现，如:《孟子·告子上》:“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我们可以以此来检查两个词是否在语言运用中用作反义词。下面举一些例子。 (1)“智”和“蠢”，“智”和“笨”，词义确实是相反的。但历代文献中没有“智”和“蠢”对文，“智”和“笨”对文，也没有“智蠢”“智笨”连用。可见在语言运用中没有用作反义词。 (2)“丽”和“丑”，词义确实是相反的。但查检历代文献，对文和连用的极少，只有以下三例，可见很少用作反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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