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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生学”上的学理 宏观来看，大众语运动的发生、走向、性质和意义等这些近似客观的“存在”竟然常常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的诸如国际思潮、社会背景、偶然因素等各种“变化”的左右。 大众语运动过去了44年以后，乐嗣炳回忆道：“在会上，傅东华提出，把运动名称叫作‘大众语运动’，他提的根据是《文学》前一两年，曾讨论过文学大众化问题，是沈雁冰、瞿秋白为主进行讨论的。但这也不是主要根据，主要是我们提倡大众化语言，语文一致，反对广大群众不能接受的夹杂文言的白话……扩大反文言反复古的统一战线。”(41)在这个回忆录里，乐嗣炳确实存在一些强颜遁词、遮遮掩掩、语焉不详；对此，我们不能主观臆断、造谣惑人。乐嗣炳回忆说“大众语运动”这个名称由“傅东华提出”，陈望道(1973年)在回忆录里则说“大家一致决定采用‘大众语’这个比白话还新的名称”(42)，这二者虽不矛盾，但是，乐嗣炳说出了这个名称与瞿秋白的关系，而陈望道却把这种关系省略了，除了有所省略之外还有补充：“大众语运动的宣言，我记得没有发过。我不同意把这次运动说成是我和乐嗣炳发起的，事实上运动是在许多人一起商量讨论之后开展起来的。如果说谁是发起人的话，那么这十二人都应该是发起人。”(43)陈望道在这里否认发布过关于大众语运动的宣言，乐嗣炳的回忆录里却提到赵元任不赞成那个宣言。关于这个运动的发起人是谁、大众语运动这个名称是谁提出来的、这个运动与瞿秋白有什么样的关联，也同样被他们搞得很玄妙，并且他们的解释也相互矛盾。乐嗣炳修订这个回忆录的时候(1978年)，瞿秋白(领袖—英雄—“叛徒”)尚未得到平反(1980年)但已经有可能会得到平反，傅东华在1971年已经去世，陈望道在讲这个回忆录的时候(1973年)还看不到瞿秋白有得到平反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乐嗣炳回忆录中的“但这也不是主要根据”几乎就如同“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瞿秋白)。事实上，有人利用“大众语运动”故意“把水搅浑”的可能性自始至终都存在过。 根据“发生学”上的学理来解释大众语运动，立意实在是过于庞大，笔者不敢去做，只能如上简单提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