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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语言学”上的学理来看，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缺陷：(1)这场讨论、这场运动并无“学术性”可言，没有得到“语言学”的指导。(2)这场运动把“文体语言”严重地扩大化了，它混淆了“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也模糊了“言语”和“语言”的界限。书面语既要和口语相适应，又是对口语的提炼和提高，但口语和书面语永远都不能画等号。如果说得更彻底一些，只要还有汉语，只要汉语不死，我们的书面语就无法彻底根绝“文言成分”，口语中也难以完全杜绝作为“语言活化石”的“文言字眼”，除非汉语寿终正寝而为某种外语所彻底取代。即使是假如汉语真的灭亡了，汉语的“底层遗存”也会活在那种新的语言之中，从而在细微之处潜移默化地改变着那种语言。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语言研究中一般都会区分语言的“主要特征”和“次要成分”，综合研究语言的“共性”与“个性”，既做“共时语言研究”又做“历时语言研究”，不走极端，不致偏颇。在文体语言的问题上，林语堂“我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的意思屡屡被人误解，林语堂用因果关系连词“故”固然错误，但他说“‘白话’之‘文’”和“‘文言’之‘白’”却恰当地指控了当时的“文体语言”，当然也要包括“大众语”的某些错误主张。其实，对林语堂个人来说，对于“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在后来的“合流”倾向他也许觉得不可理喻；如果是真的存在这种“不可理解”的情况，那么，很可能是因为他怀着“志不同道不合”的私心杂念，而并非他这位语言学博士的学术观念过于顽冥不化。王力认为“严格说起来，所谓文言白话之争只是旧体文与新体文之争”(21)，这其实是对热火朝天的大众语讨论的冷漠的参与。在这里，(2)其实也可以归入(1)，特别地强调(2)就是为了点中大众语运动的死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死穴?因为“文体语言”既与“文体”有关，又与“语言”有关。“在大众文艺问题的论争中，之所以对作为书面用语的‘普通话’未能做出明确的界定和具体标准，还由于对文艺和语言的关系有时在理论上分辨不清”(22)。这样一来，我们还需要从“关系学”上来分析这个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