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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关学科之间的内在逻辑来看，在共时层面“文学”和“语言”不可能存在相互定义的情形，而在历时层面“语言”先于“文学”而存在。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之所以混乱，主要在于两个方面：(1)“文体语言”的严重扩大化(笔者已在前面论述过)，“语言”和“文学”循环定义。这种循环定义，有时就是简单的静态的“替代”和“混同”，“胡适从形式看问题，把文学语言与文学混为一谈，把新文学说成是‘白话文学’，把文学革命说成是‘白话文运动’或‘国语文学运动’，结果是把新文学运动与白话文运动混同起来，以后者代替了前者”(37)。这种替代和混同，也会让“文体语言”进一步扩大化，从而抹杀了“文体语言”只是“语言”中的一个很小的类别的事实。(2)这种循环定义，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种复杂的动态的理解。胡适说，“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38)。胡适的这话原本没有错，但是，这种“将来1的A就是将来2的B”并非仅仅在于A到底是不是B，主要在于“将来1”和“将来2”是不是固定的、孰先孰后、前后相差多少年。胡适尚且如此，陈、乐阵营并不比胡适高明，所以，大众语问题最后被他们弄得“一塌糊涂”了。 当“内在逻辑”到了“一塌糊涂”的时候，“保守”也许不再是一个贬义词，相反，“激进”可能更会出问题，“‘五四’文学革命一开始就追求文学的大众化，语言的大众化更是主要的目标。但无论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还是周氏兄弟都仅仅把大众化作为文学革命的一个遥远的梦想。胡适曾明确宣告中国文学将来一定要以语言文字彻底的大众化为目标，他甚至认为汉语书写的拉丁化才是文学革命最后胜利的标志。但是当左翼文化界向‘五四’一代作家急切地要求大众语的时候，胡适又严厉批评他们急躁冒进，责问他们‘大众语在哪里?’他当时实在看不到哪位作家真正有能力贡献出这种理想的‘文学的国语’，相反他清楚地认识到，如果用子虚乌有的大众语来取消‘买办的白话文’，就等于取消刚刚开创的新文学传统唯一的载体和语言根基”(39)。在破与立的关系上，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胡适采取了先破后立、破立结合的策略，胡适当时算是做了一回破的急先锋，而当大众语文学要“彻底砸破”的时候胡适却保守了起来，因为他明白那些立不起来的破可能是真的破了。 在“内在逻辑”到了“一塌糊涂”的时候，引入“国语运动”或者“大众‘语文’学”这些与“教育”有关的概念也许是一种缓冲，即：既不简单地涉及纯粹的、专业的“文学”，也不简单地涉及纯粹的、专业的“语言”，只关注“语文”上的“教学”(“语文”一词又不好说成是泛泛的“文学”和泛泛的“语言”的简单“加合”“语文”一词更多的是表达一种与“教育”“教学”相关的概念)。这里所说的“教学”，侧重于初等教育的教学。值得说明一下的是，人们可以对“国语运动”“语文运动”理解不一，但“国语运动”意在教育的普及、语文的教学则无疑议。不幸的是，胡适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似乎过于看重了“文学”，看轻了“教育”。教育作为一项事业，必须以国家的富强为先决条件，贫弱无教育。那么，“文学”呢，教育不昌，文学能先行?几无可能。遗憾的是，在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中，“大众‘语文’学”并未得到真正的发展。“国语运动”倡导者和“大众语”提倡者处于一种冷战状态，他们不可能合作，历史史实中也不曾有过单方面合作。对此，黎锦熙感叹道：“无论跑步到时代前面去的‘大众语’新名发起人，和落伍到时代后面去的文言读经提倡者，对于国语运动这件事的缘起和历史进展，大多数还是很隔膜的，无怪四十年来，尽兜圈子；长此以往，永兜圈子!”(4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