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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用语言学史的观念来总结 把30年代大众语讨论这个选题放在语言学史的学科下来研究，其研究难度着实巨大，对此，笔者确有一种“小马拉大车”的感触。另一方面，对于文学史学科来说这么重要的一个论题，近年来在文学史的框架内却只是兜圈子。正是基于这样的种种原因，笔者愿意把它纳入语言学史的框架内来做一番探索。 大众语运动之所以混乱，归根结底与“文体语言”的严重扩大化有关。语言是大海，当把整个大海装在“文学的酒瓶”里时，不免会有种种的不适应。且不说“文学语言”，就算是更大的“文艺语言”也只是“语言”的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要把“语言”的全部放入“文学语言”，那就会造成“文学语言”的不切实际的扩大化，这对“文体语言”来说更是非常严重地扩大化了。就语言学史而言，“严格地说，中国历代的语言研究更像是一种‘语文学’(philology)的研究，它‘特别着重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上，其研究对象是‘文字或书面语言’，而非后代‘语言学’(linguistics)研究‘语言的本身’”(44)。也许是因为大众语倡导者们并不专门研究语言学史，他们受到了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历史惯性的误导，试图把“语言的本身”统统都纳入“文字或书面语言”之中，这种泛化、扩大化的证据十分明显。在30年代，中国语言学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语言学了，从现代语言学的观念来看，大众语讨论发生在那个时候确实有点儿不合时宜。 从语言学史的观念来看，有时“文学”确实可以为“语言”提供某些语言规范，但是，那主要是一种“有意的”语言学(特别是“语言规划”的政治意图)，很少有胡适所说的“有意的”文学(45)在短时内所能造就。或者怀着创造语言规范的目的，或者怀着“化大众”的目的，当作家们以“文学的名义”去创作文学时，也许“文学的要求被修改了”(46)。那样的文学究竟还是不是文学理应受到相当的质疑，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大众文学”的问题上茅盾对瞿秋白的某些观点存在着疑问。让文学附丽太多，要求文学家同时也是语言学家，这实在是强人所难、越俎代庖。 在语言学史的视域中，相对于五四白话文运动，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是“东施效颦”行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如此，30年代大众语运动对文学的意义仍然是巨大的，这正如鲁迅所言：“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47)也许，正是自此以后我们才有了真正的“大众的事业”。当然，这样的“大众的事业”已经完全超出了语言学史研究的学术承重，也完全溢出了语言学史研究的框架视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