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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对少数民族文字的某些文献进行研究，发表了屈指可数的几种专著，如王静如的《西夏研究》、丁文江编的《爨文丛刻》、傅懋勣的《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等。 王均在总结这一历史阶段的情况时有这样一段话:“在旧社会，少数民族语文总的来说是受歧视的，除少数几种外，一般被禁止使用。民族语文研究方面，一是对于少数民族语 言有研究的专家少;二是大多数民族语言从来没有人研究过;三是大多数民族从来没有文字，少数有文字的民族，尽管文献资料有多有少，但从文献的时代来看，连续的、特别是早期的、能用作语言历史研究的资料，是不够多的，而且也很少有人进行研究。这就是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情况。”[3]倒这段文字，实事求是地评估了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状况。 尽管如此，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老一辈的民族语言学家，冒着极大的风险，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他们开拓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这块从未有人开垦过的处女地，起到了拓荒和奠基的作用。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和语言规划，其目的用罗常培的话说就是“推行语政”，他早在1944年《边政公论》上发表的《怎样推行语政》[4]一文，明确指出推行语政的目的就是“化除语言的隔阂，增强文化的交流，各地的少数民族到此就可以得到更快的发展。”至于具体步骤，他提出“两纲十目”，实际上就是开展双语教学的一项总体规划。对于少数民族语言这一纲五目就是:(一)训练调查的人才;(二)制订一致的拼音符号;(三)编辑各民族语的常用词汇和语法纲要;(四)用民族语编译发扬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读物;(五)训练边地政教人员通晓民族语言。对于汉语这一纲五目是:(一)传习注音符号;(二)训练汉语师资;(三)编辑汉语和民族语的对照读物;(四)教授基本汉字;(五)循序授以汉字的读物。他的文章还对这两纲十目有非常具体的说明。这不能不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少数民族语言规划的雏形。但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要实施这个语言规划，几乎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专家学者调查研究了少数民族语言以后，不仅分析了该语言的结构特点，而且在整理该语言的语音系统以后，还设计了拼写该语言的拉丁字母系统，这与解放后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方法非常相似。例如，袁家骅在调查研究了阿细彝语以后，就设计了一套“文字草案”，作为“阿细人民普及教育和发展文化的初步工作。”[5]这几乎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前奏。可见少数民族语言规划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酝酿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