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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延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全球化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不止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陷入母语危机以及与之相关的母语教育､文化传承的困境｡在许多人的观念中,母语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语言,似乎无须专门学习｡在中国,从幼儿园起就开始的英语教育绵延至研究生阶段,甚至到职业生涯｡从低级到高级的各类英语辅导班铺天盖地,国人为此投入的精力､财力,细算起来,令人不寒而栗｡与外语学习的狂热劲头相较,母语教育可谓漫无目的,可有可无｡在学校里,作为母语教育的主体——语文教学,昔日居于王者的地位已辉煌不再,呈现日薄西山的颓势,教学内容显得日益单调､单薄甚至贫乏｡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低年级的母语教学以识字､写字为主,而到了高年级,母语教学的重点落脚于分析篇章的段落大义､主题思想,句子的语法形式､修辞手法,词语的结构方式,母语学习似乎就是一堆需要死记硬背的零碎知识｡不得不说的是,作为母语课堂教学的中心——语文教材,多年来遭受的诟病更是不一而足,仅就文言文分量来说,相比于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文言文在教材中所占比例微不足道,同时教法多年来亦是干巴巴地疏通字词,分析句法,总结篇章大义的老生常谈｡现代社会出生的学生对此十分隔膜,于是文言文变成母语教学中难啃､难咽､难消化的硬骨头,并不能藉此培养学生亲近传统文化的情感,反而引发了畏难甚至厌憎情绪｡无独有偶,在欧洲,传统的母语教学在学校中的首席位置逐渐被数学所替代,甚或遭到来自经济､管理､信息等实用性学科的挤压,变得弱势和边缘化｡传统的“古典研习”(或称“人文学科”,特指对古希腊文､拉丁文､古典文学的研究)随之式微,即使在母语教学中所占份额亦寥寥无几｡如何理性地分析和看待这些问题,并真正解决母语危机问题,让传统文化真正通过母语教学重新进入新生代的视野,得以继承与发展,并建立通往“现代人文科学”之路,西方学者的思考或者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受其启发,笔者拟回归问题产生的本源,反思语言的本质是什么?母语的性质又是什么?为什么应该阅读经典?传统是什么?语言与传统的关系是什么?试图以关键词“语言”､“经典”､“传统”为立足点,重新审识我们的母语教育｡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语言研究､语言教学深受以视觉理性为哲学基础的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西方语言属于形态语言,语法形式是其特点｡19世纪,在欧洲传统语文学基础上,诞生了以形式分析为主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并使哲学出现“语言学的转向”,对各学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也形成了以符号形式分析文本结构的学术思潮｡长期以来,“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在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中被奉为圭臬｡其实,语言的本性并非如此｡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是人的特性｡从语言的起源看,语言是听觉的产物｡人类是一种善于倾听,善于辨微察细的动物,正是由于有了敏锐的听觉,人才注定要拥有语言｡作为人体最重要的感官之一,听觉先于视觉产生｡现代胚胎学的研究证明,胎儿在4—6月时,听力发育形成,故此有胎教之说｡赫尔德在《论语言的起源》一书中,论证了听觉之于语言发生的关键作用｡他的结论是:人类的一切感官都是心灵的知觉方式,听觉是各种感官的中介,“通过听觉,每一种感官都有了语言能力”｡听觉介乎触觉与视觉之间,“听觉接收的声音深入至我们的内在心灵,足以成为区分特征,但又不过分挑动心弦,以致失去明确的区分性｡”[1](P51)“通过多样性的统一(按:触觉含混的多样性与视觉清晰的多样性),通过区分特征的确立,语言便产生了”[1](P52)｡从语言的本质来看,语言似乎首先是为了内在心灵运动的有声表达——也就是“说”的需要,而其实为了达到交流､交际的目的,应合对方,倾听才是第一位的｡“听”是语言的本质｡海德格尔说:“习惯上人们把说与听对立起来:一方说,另一方听｡但是,听不光是伴随和围绕着说,犹如对话中发生的情形｡说和听的同时性有着更多的意味｡说本是一种听｡说乃是顺从我们所说的语言的听｡所以,说并非同时是一种听,而是首先就是一种听”[2](P216)｡“人说,是因为应合于语言｡应合乃是听｡人听,因为人归属于寂静之音”[2](P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