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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是一种活的自然语言,是人在婴幼儿时期首先学习掌握的最重要的生存技艺之一｡作为母语的语言是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们的母语是我们最早见到的世界,是我们最早知觉到的对象,也是我们最早感受到的活力和欢乐｡时间､空间､爱和恨､欢乐和活动等附属概念,以及儿童火热的心灵所产生的一切思想,也都随着母语一同得到持久的保存”[1](P89)｡母语从一开始就为个人打上了终生的､难以磨灭的烙印和标记,就像故土一样,人会对她产生一种叶落归根似的情感依恋｡从这种意义上说,母语就是我们的命运｡当代作家朱辉的小说《救命》(载《北京文学》1998年第2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旅居比利时多年的华人在修车时被意外压倒,在昏迷前的刹那,他大喊:“救命!救命……”(不是“Help,Help!”),从而失去了最后一线生机,客死他乡｡这个故事意味深长,母语的消亡意味着一个民族真正的灭亡｡所以侵略者占领一个国家之后,首先要禁授母语｡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就是因为表现这样惨痛的一幕,深深打动了世界｡ 母语作为文化语言､本源语言,是我们理解自身､确立自我的关键｡现存的每一种活的语言(母语)背后都蕴含着一门“死语言”,比如欧洲的拉丁文､希腊文,中国的文言文,印度的梵文等,它们是活语言的源头活水,是其生命力所在｡与之前在日常生活中母语习得相较,在进入学校后的漫长求学期间,儿童､青少年接受的母语教育——语文教学,主要是书面语的学习和训练｡面对代代累积留传､汗牛充栋的古代文献,学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重新学习那些死去的语言｡于是,在古典的语文教育中,如欧洲有“古典研习”传统,中国有“读经”传统｡“母语是语言与文化的历史留下的遗产,需要我们时时重新启用它｡它由此承载了创新的功能与新的意义”;“从属于这门语言与文化的个体永远都无需跳出这门语言就可以创造出新的意义或表达方式,因为他们被直接赋予了来自历史的语言与文化｡历史与遗产不是一具枷锁,恰恰相反,正是它们使真实的､自由的表达成为可能”[5](P5)｡从阐释学对语言性质的认识来说,语言学习归根结底是对于某种语言(母语)的深度理解与运用,因为她是人理解世界的“先见”,最终帮助个人确立自我､走向社会｡每个人一出生就会说一种母语,这种语言本身就成了这个人的传统,我们每个人别无选择地降生于某个文化传统中,并无可选择地成为我们认识自我､确立自我,理解他人和世界的“先见”,母语是个体与外界(他人､社会)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前提和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开始理解存在自我､世界和社会,开启自己的生命之旅｡我们越深入地学习这种语言,就越了解自己和自己的传统,获得独立自由的表达能力｡母语是一个人历史的起点和源泉,对于母语掌握和理解的程度,最终决定了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了一个人的行为,决定了一个人通往远方的道路可以伸展到多远｡母语不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情感源泉和归宿,长期的使用和接触､理解,使它和我们建立了越来越亲密和深切的关系,成为我们自身历史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