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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来看,语言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冷冰冰的思维工具｡思维就是语言本身,思维从来就不曾越出语言的边界｡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的世界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3](P85)｡“思”也是“听”,听从语言､历史与自我心灵的对话｡海德格尔说:“思首先是一种倾听,是一种让自行道说,而不是追问”[2](P148),“思的本真姿态不可能是追问,而必然是对追问所及的东西的允诺的倾听”[2](P143-144)｡既然语言源自于听觉,“说”和“思”都在倾听,“听”是其本性,那么,亲切､热情､双向的“听”与间隔､冷漠､单向的“看”有着本质的区别:“听是亲近性的､参与性的､交流性的;我们总是被我们倾听到的所感染｡相比之下,视觉却是间距性的,疏离性的,在空间上同呈现于眼前的东西相隔离”[4](P32)｡因此,语言不是简单的视觉符号,而是有温度､有情感的,具有人文性｡也正因为如此,在众多语言学家对技术､功能观点达成了共识之际,西方还诞生了另外一种哲学传统——哲学解释学的传统:“某些哲学家(原注:参见海德格尔的学生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著作《真理与方法》)却提出了一种对立的､本质的关于语言的看法｡他们不将语言视为一种工具,而当作一个根本的､最终的现实｡这种观点反对脱胎于受利益与技术机制支配的现代世界的冷漠,它大力强调对意义与完整性的诉求,并为此试图证明这种诉求是唯一真正的有依据的｡”[5](P5)人类创造了语言,语言本身就成了人自身存在的家:“并非语言寓于人,而是人栖居于语言,人站在语言当中向外言说｡”[6](P57)哲学解释学认为:语言是贮存历史文化传统的水库,“语言不是一种工具,它保存着历史､文化和传统”[7](P257)｡ 在哲学解释学理论的基础上,法国学者彼埃尔·朱代·德·拉孔布､海因茨·维斯曼合著的《语言的未来:对古典研习的再思考》一书分析认为:我们日常接触､使用的语言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作为母语的语言,属于“自然语言”或称“本源语言”;一类是主宰着国内或国际交流的“功能语言”或称“实用语言”,如英语;还有一类是限于某个专业内部如数学､经济､法律等领域使用的“科学语言”,或称“形式语言”“专业语言”｡其中,母语是每个人一出生就自然而然习得的语言,它是一种活的语言,又是一种文化语言,正是母语代表着语言的本质,承载着或者说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传统｡“功能语言”是一种纯工具性的实用语言,它仅仅是一种符号､代码,只是为了方便学习接受,并快速用于交流,因而,它只能是表层的､浮浅的,可以忽略语言的历史与文化维度｡“科学语言”是一种封闭性的人工语言,它承载着不同的专业知识,主宰着某一个专业领域中的交流,不同的专业语言之间则无法对话｡尽管科学语言脱胎于“自然语言”,却越来越趋向彻底的形式化,远离“自然语言”｡只有经由母语,我们才得以进入并深入功能语言(即学习另一种母语);经由母语,我们才能掌握和真正理解科学语言｡“关于母语的文化､历史发展的知识本身即具有意义,因为它使我们能够更加透彻地理解自身的语言传统与文化｡……它是迎接其他语言的预备课——不仅包括其他文化的活语言,还包括大量涌入当今文化中的形式化语言”[5](P93)｡可以说:掌握不了母语的深层资源,就学不好母语;学不好母语,就堵塞了通往其他任何一种语言之路,不可能真正进入另一种语言,如功能语言或科学语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