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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f the Triple-evidence Method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The Case of "Ye"（冶）and "Shan"（饍）of Bamboo Silk and Prescription Unearthed from the Mawangdui Han Dynasty Tomb 作 者：董志翘 作者简介：董志翘（1950-），男，浙江嘉兴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史、训诂学及古代文献学研究（江苏 南京 210097）。 原发信息：《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0171期 内容提要：王国维提出的史学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嗣后，这一研究方法不仅迅速扩展到人类学、民族学、文学、语言学等一切研究领域，且又有不少学者根据不同实践与理解，发展为“三重证据法”。“汉语史”研究，实际上也是一种专门史的研究。近年来，汉语史研究中运用三重证据法（这里的“三”也可以理解为表示多的约数）者日益增多，比如取出土文献语料、传世文献语料与域外汉文文献语料（即类似陈寅恪先生所云“异族之故书”）相互印证；取出土文献语料、传世文献语料与现代口语方言（即类似黄现璠先生所云“口述史料”、饶宗颐先生所云“田野调查”）相互印证；取出土文献语料、传世文献语料与相关异国语语料（类似叶舒宪先生所云“人类学视野”）相互印证；等等。今结合出土文献简帛医方中的“冶”“脱”二字的考释问题，谈谈对三重证据法运用的一点粗浅体会。 关 键 词：三重证据法/汉语史/冶/饍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语史语料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0&ZD117）的阶段性成果。 传统史家赖以研究历史的证据材料主要只是运用传世文献的记载。进入20世纪，殷墟甲骨及汉晋简牍、敦煌文书等大批出土文献的相继发现，王国维先生在日本与罗振玉共同从事的汉晋木牍研究，启迪了“二重证据法”的形成。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编撰的讲义《古史新证》的“总论”中首次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2王氏所云纸上材料即传统的文献材料，地下材料即考古发现的新材料。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用考古发现的新史料与传世的文献典籍互相印证。自此，由他创立的“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他又将这一方法运用于甲骨文、金文和敦煌文书研究中，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巨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