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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卷末所涉及怜悯和恐惧及其净化的这段文本，基本主题是哲人的施教：起头说“根据某些哲学的看法”，音乐的性质分为3类，最后具体说苏格拉底提倡的音乐施教内容。这里所谓的音乐，是广义的、涵盖诗作的音乐，而且明确用到“诗作”这个语词[3]1342b7。根据其中对3种类型的人的划分，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通过音乐产生的情感摇荡“治疗和净化”具有怜悯和恐惧感的人，针对的是自由人的教育。为什么要“治疗和净化”这类人的感受能力?显然并非因为这些人的感受能力比常人更为强烈或敏感，而是因为要从这类人中培育出城邦的守护者——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提到的《王制》卷3中苏格拉底说到音乐教育的段落，恰好是关于如何培育城邦的守护者。就这个段落前一点，苏格拉底说，“眼下我们是在关心护卫者的教育问题”，有理由担心有些诗会让我们的护卫者变得怯懦，缺乏所需要的勇敢。因此，讲故事或作诗时要注意用词，不要出现“鬼”、“尸体”一类让人毛骨悚然的语词，古诗中说到英雄人物的痛哭和悲叹的地方，也得删掉[4]387b-d。读过《王制》可知，卷1铺展场景和夜间讨论的问题后，第2卷才正式进入长程讨论。在卷2开头，可看到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先后作了长篇发言，接过忒拉绪马霍斯的观点继续纠缠苏格拉底。阿德曼托斯的发言一上来就祭出了古诗人赫西俄德和荷马以及其他古诗人关于正义的说法[4]363a-364a，苏格拉底的回答在简要讨论了城邦需要什么样的人之后，引出城邦需要护卫者的必要性，随之就进入护卫者的教育问题。这时，苏格拉底就说到古诗人荷马以及肃剧诗人埃斯库洛斯对悲伤的描写[4]379d-380c，在第10卷最后又回到这个问题：荷马或某个肃剧诗人模仿某个英雄经受磨难时，长时间地悲叹，唱个没完，还捶打胸膛，即便我们中间最优秀的人也会同情地听得入迷[4]605c-6b。由此可以说，在诗人是否应该展现会引发怜悯和恐惧的悲伤这一问题上，有如一个框架框住了整个《王制》的长程讨论，这个框架便是基于如何教育城邦的护卫者。因此，必须注意，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王制》中为什么要谈作诗的事情?苏格拉底对阿德曼托斯的一句话表达得很清楚：“你我都不是作为诗人而是作为城邦的建造者在这里发言的。城邦建造者应该知道，诗人应该以什么路子写故事”[4]378e。这话用在讲述诗术问题的亚里士多德身上同样恰当：他不是作为诗人而是作为城邦的建造者在谈诗术问题。 由此来看，“靠怜悯和恐惧使得这样一些感受净化”这个分句也许可以这样来理解：通过肃剧模仿怜悯和恐惧使得这样的感受摇荡，然后达到净化(涤除)怜悯和恐惧的目的。说到底，就培育城邦的护卫者这一目的来说，怜悯和恐惧这样的情感感受是负面的性情感受，必须涤除。苏格拉底对诗人提出的要求是：通过制造一个接近真实的摹像，通过灵魂中有分辨能力的理性部分，模仿的诗人应该在自由人的灵魂中建立起良好的政制秩序[4]605c。这样的说法与亚里士多德在《论诗术》第5章的说法若合符节，亚里士多德说，常人看到会“痛苦难忍”的“尸体”，在受过教育的人或具有理智理性的人看来，会带来愉悦，不再会感到“痛苦难忍”。“靠怜悯和恐惧使得这样一些感受净化”这个分句的争议，实际上是如下原因造成的：人们拒绝《政治学》结尾处关于“净化”的说法对理解这个分句的作用，尤其是拒绝柏拉图的《王制》中的相关说法对理解这个分句的作用。 对于为何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偏偏仅提到“怜悯和恐惧”这两种感受，合理的回答是：因为他的老师柏拉图在《王制》中说到音乐教育时，说的就是这两种感受。如果要说亚里士多德与自己的老师的差异，那么至多可以说，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肃剧的要求更为严厉，他要求完全排除涉及怜悯和恐惧的表达，亚里士多德则主张通过模仿这样的感受来涤除这样的感受。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告诉人们，即便在古诗人笔下的英雄身上，也可以看到怜悯和恐惧一类软绵绵的性情。因此，肃剧所模仿的高尚者身上有这类性情感受完全可以理解。亚里士多德在《论诗术》对肃剧的定义中，“靠怜悯和恐惧使得这样一些感受净化”，与定义中第一个说肃剧模仿高尚者行为的分句是并列句。他不像苏格拉底那样，禁止肃剧模仿这类感受，而是主张通过模仿这类感受来涤除这类感受。举个也许并不很恰当的例子：对于言情小说，道学家认为，绝不可以描写艳情，以免给君子教育造成不利影响；但受佛教影响的儒生却主张，可以通过描写艳情来涤除艳情，故中国古代的言情小说大多最终以色空作结。所谓“靠怜悯和恐惧使得这样一些感受净化”，实际上说到两种怜悯和恐惧。首先是肃剧所模仿的怜悯和恐惧，也就是所谓的“靠怜悯和恐惧”，然而，“这样一些感受”虽然指的是“怜悯和恐惧”，却很可能指应该被培育为城邦护卫者身上的怜悯和恐惧。尽管如此，这句的要害在于，通过模仿怜悯和恐惧使得这些感受本身得到净化。 有人认为，《政治学》1341b32-1342a27谈的是音步和歌曲的作用，而亚里士多德在《论诗术》的第4～5两章已经说过，肃剧的作用并不依赖于其音乐成分，因此，引证《政治学》的这个段落帮助不会太大。这个理由明显不成立，因为亚里士多德接下来就说，他所谓的“愉悦的言辞”指“有节律、和乐和歌曲”，“分别各在其恰切的部分”指仅用“音步”或用歌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