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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理解随后对这一定义的补充说明：“凭愉悦的言辞”和“这些样式分别各在其恰切的部分”，这个工具与格短语的主词有两个：“言辞”和“这些样式”，都是亚里士多德在前面用过的语词。“样式”在第一章开头的题解中已经出现过，“言辞”出现得更多。但在这里，“言辞”和“这些样式”的含义都非常含糊，何谓“凭愉悦的言辞”，带冠词的“这些样式”究竟指什么“样式”，“分别各在其恰切的部分”是什么意思，都不清楚。亚里士多德跳过一句后对此作了解释：愉悦的言辞指“有节律、和乐和歌曲”。于是，“这些样式”指“节律、和乐和歌曲”诸样式，“分别各在其恰切的部分”指仅仅用“音步”(似乎指仅用戏白)或用歌曲(似乎指用合唱歌队)。表面看起来，“凭愉悦的言辞”和“这些样式分别各在其恰切的部分”得到了清楚的说明，其实不然。首先，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要跳过一句再解释，而且跳过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句?更重要的是，随后的解释恰恰没有对“凭愉悦的言辞”和“这些样式分别各在其恰切的部分”作出恰切的解释。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③说到，“文章得有节律，但不得有音步，否则就会成了一首诗”[2]1408b30——这里的“文章”与“言辞”是一个语词。“悦耳动听”与“快乐”有相同的词干，意思是具有愉悦的性质。在《修辞术》中，亚里士多德两次说到言辞的构成如何让人愉悦④[2]1409a31-b4，1414a2，但都与这里说的“愉悦的言辞”不相干，因为说的都不是“有节律、和乐和歌曲”。如果“愉悦的言辞”指的是要么仅仅用“音步”、要么用歌曲，从而明确指的是广义的“音乐”，那么与这里说的“悦耳动听的言辞”相关的说法，仅见于《政治学》结尾谈广义的音乐具有的教育作用时的说法。在该文中对音乐具有的教育作用，亚里士多德说，音乐的“悦耳动听”对于人生具有伦理意义：“享受娱乐”对于常人来说就是人生“目的”[3]139b31-1340a8，因为，常人把“快乐”视为人生“目的”。但有的快乐仅仅只有即时性，有的却是“在寻求持久的东西时”获得的快乐。什么是“持久的东西”呢?是人的性情和灵魂。因此，使得性情和灵魂获得陶冶而产生的快乐，是持久的快乐。比如“性情通过音乐获得某种性质的改变”，获得的就是这种快乐[3]1339b31-1340a8。由此可以说，所谓“愉悦的言辞”是指让人的性情和灵魂获得陶冶的言辞。“这些样式分别各在其恰切的部分”中的所谓“这些样式”，指的是高尚、完整、了不起的人生得以可能的性情样式。 由此来看，这个工具与格短语与亚里士多德对肃剧品质的定义若合符节，因为，高尚、完整、了不起的人生反映的最终是人性情的高度和伟大。事实上，高尚、完整、了不起的模范人生各式各样，因为性情的样式各种各样。因此，“这些样式分别各在其恰切的部分”的意思是，肃剧模仿性情应该做到恰如被模仿的模范性情自身。换言之，肃剧模仿高尚、完整、了不起的人生基于两项条件：恰切把握高尚的性情和编织故事。“悦耳动听的言辞”指编织故事，“这些样式分别各在其恰切的部分”指恰切把握高尚的性情。随后的肃剧论的主体由故事要素(第7～14章)和性情要素(第15～18章)两大部分构成，这样看来，这里的工具与格短语无异于预示了第7～18章的内在结构。 亚里士多德说，他要根据前面所说来界定肃剧本身。通过前5章尤其第5章，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在逐渐走向肃剧的过程中，最终突显的是肃剧的两个特质：行为式的做戏模仿和模仿高尚人的行为。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刻意减弱肃剧诗的诗艺特征，从这里在跳过一句后说的“愉悦的言辞”指“有节律、和乐和歌曲”和“分别各在其恰切的部分”，指仅用“音步”或用歌曲的说法，就是绕弯儿的似是而非的说辞。亚里士多德在这里特别用了“我说”，似乎在提醒：这是在做戏。再看被跳过的一句：“做戏而非通过叙述，靠怜悯和恐惧使得这样一些感受净化”——可以感觉到，这句与“凭愉悦的言辞”和“这些样式分别各在其恰切的部分”的政治哲学含义粘得很紧。在《政治学》结尾处说到音乐陶冶性情灵魂的段落中，亚里士多德接下来就用到了“感受”这个语词，他说：像奥林珀斯的歌曲一样，陶冶性情的音乐会“给灵魂造成激荡，如此激荡是涉及性情灵魂的感受”[3]1340a10-12。在《论诗术》中，肃剧定义的第一个分句已经呈现了行为和性情，第二个分句就说肃剧可以达到的陶冶性情灵魂的目的，出现了“感受”这个语词。把前后两个分句(即两个表语句)连起来看，亚里士多德已经圆满地对肃剧下了定义。如果把两个并列的表语句作一对比，那么，“做戏而非通过叙述”与“肃剧是对一个行为的模仿”刚好对应，“靠怜悯和恐惧使得这样一些感受净化”则与“凭愉悦的言辞”和“这些样式分别各在其恰切的部分”对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