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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逃 青年的果戈理是带着描写家乡乌克兰农村风貌的小说登上文坛的。他酷爱民间歌谣、传说、故事，收集了大量流传于小俄罗斯的口头创作。他像热爱家乡一样热爱这些民间智慧的结晶，简直为了它们而发狂：“我的欢乐，我的生命！歌谣！我是多么爱你们！”[2]在他的眼里这些来自民间的原生的欢乐是真正的欢乐，是充满了生命力，不带一丝杂质的纯净的欢乐。乌克兰的一切都是色泽绚丽，光彩夺目的，人们在自己的家园内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发展着自己热烈的性格。封闭的环境使得这块土地从未受到十九世纪文明的侵染。《狄康卡近乡夜话》的叙述者养蜂人鲁得·潘柯向读者介绍说：“我们这地方把凡是从外国来的人都叫做德国人，即使他是法国人或意大利人，或是瑞典人，总都算是德国人。”[3]外国的一切新花样都不为他们关心，西方人在他们看来都是些无法理解的不会说话的人（德国人在俄语里叫немецкий，意为哑巴）。在乌克兰的大地上人们仿佛生活在神话当中：一切都是善恶分明的。人们笃信上帝，诅咒魔鬼，纵情地欢乐，大胆地恋爱。普希金读过《夜话》后由衷地感慨：“这才是真正的快活呢，真挚，自然，没有矫饰，没有拘束。有些地方是多么富有诗意，多么富有感悟啊！这一切在我国文学中是那么不寻常，以至我直到现在还没有从陶醉中清醒过来。”[4] 然而果戈理不久就从这个幻梦中清醒过来了。带着自幼树立的要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果戈理踌躇满志地来到了帝都彼得堡，预备在俄罗斯的中心施展抱负：“在很久以前，几乎从还不懂事的年轻起，我便满怀要使自己的生命成为国家利益所需的永不熄灭的热忱，热望能为国家带来哪怕是小小的利益。”[5]事与愿违，冰冷的彼得堡却给了他一个教训，仿照欧洲样式建立起来的现代都市繁华气派，在果戈理看来却充满了空虚、谎言、堕落、冷漠。愉快的心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美好事物的留恋和怀疑。《夜话》出版之后，果戈理曾一度陷入忧郁，为灵感与激情的失去而困惑苦恼。正如他1833年在一封信中写道：“不知何故现在工作起来不顺手，笔在纸上涂写不再怀有那种充满灵感的快乐了。好不容易开始并依据历史想做些什么，就已看到本身的不足了。时而遗憾没有取更广阔更巨大的规模，时而有突然建立起一个全新体系并打破了旧的。”[6]这是果戈理人生旅程中一次重要的转折，妙趣横生的民族写生画家的笑声即将获得一种内在的升华，不再是以往那种明朗的，清澈的，发自内心的狂欢似的笑了，而是浸透了作者灵魂的拷问，能呛出人的泪水的笑。其实在《夜话》中果戈理就已在欢乐的气氛中留下一丝不安的影子。比如在被公认为果戈理早期作品中欢快的情绪表达得最充分的《索罗庆采市集》中，欢愉、年轻的力量战胜了一切，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市集上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一切人都参加了这和谐一致的狂欢。可是当看到“脸上笼罩着坟墓一样的冷寂”的老婆婆们丝毫没有童稚的欢乐，仅仅由于酒醉的力量便随着众人跳舞，作者不由感叹道：“欢乐——这位美丽而变化无常的客人，不就是这样从我们身边飞走，徒然让残留的一声两声来表示快乐的吗？声音在自己的回声里听出哀愁和荒凉，迷惑地谛听着。蓬勃而放纵的青春的活跃的游伴，不就是这样一个跟着一个在世间消逝，最后，把一个老伙伴孤零零地撇在后边？遗留下来的人可真寂寞啊！心里感到沉重而悲哀，毫无解脱的办法。”[7]后来在《密尔格拉得》中，欢乐与苦闷的分裂愈益加深。《旧式地主》中果戈理以漫画式的笔法描写了生活在孤寂的小村里一对老年地主与世隔绝的生活。这里没有贪婪、欲望引起的搅扰、争斗，远离城市的喧嚣，气氛平淡而和睦，夫妇二人亲密无间，相依相伴。可是这种无法割舍的依恋之情与其说是出于爱情，不如说是长期养成的麻木不仁的习惯。果戈理轻轻地嘲笑了他们近乎动物的单调乏味的生活，同时对他们又抱以深深地同情。乡村的孤寂简朴的生活对作者“有一种不可言喻的魅力，也许是因为我现在已经看不见他们，凡是和我们远远离开的东西我们总觉得特别可爱的缘故。”[8]而对两个吵架的伊凡（《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果戈理则浓墨加以讽刺。两个为琐事打了一辈子官司的地主背后是一整个庸俗透顶的俄罗斯省城，完全失去了乌克兰草原欢快热烈的调子。果戈理在结尾处长叹：“诸位，这世上真是沉闷啊！”[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