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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理的文学生涯是一系列悖论的组合。一方面他痛恨农奴制社会的腐朽，以如椽巨笔对其痛加鞭笞；一方面又将作品中堕落的主人公称为自己的兄弟，力图在他们身上找到精神复活的蛛丝马迹。一方面他开创了被称为“自然派”的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坚持客观公正地描写社会的黑暗面和人性的沉沦；另一方面又始终拥护沙皇的专制统治，为俄国现行制度寻找宗教和神学的根据。一般来说，原苏联和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多高扬前者而贬抑后者，认为后一种倾向的出现是由于果戈理受到俄国社会环境和斯拉夫派朋友的错误影响，没有形成正确进步的世界观，出国后与他接近的人如茹科夫斯基、亚济科夫、舍维廖夫等又多持保守观点，而果戈理自幼所受的宗教教育最终将他扯入了思想混乱的深渊，以至于写出了被别林斯基视为对进步文学势力和民主解放运动的背叛的书——《与友人书信选》，后来的许多研究者也以此为根据对果戈理晚年的转变扼腕叹息。 传统的批评焦点往往集中在外界对于果戈理的影响，却忽视了思想探索的复杂和矛盾正是果戈理创作的独特品性。荒谬的时代造就了这位个性特异的孤独者，使其一生都在忙忙碌碌地四处漂泊，寻找俄罗斯人的精神家园。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几部作品都是在旅途中完成的。果戈理的漫游本身既是一个悖论的象征，也为他思想中的悖论之谜提供了极好的解释。一方面他无限热爱自己的祖国，即使身在异国仍是心系家乡，他的眼光始终未曾关注到欧洲大革命前的风云变幻，他的笔下只能是俄罗斯的东西，好象有“一条锁链”把他与祖国的命运牢牢地拴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又长期滞留国外，尤其在普希金逝世后俄国文坛群龙无首，整个俄罗斯翘首盼望他回国主持大局时，他却又一次与祖国擦身而过，匆匆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国外旅途。他自己似乎也不能说清楚为何要选择漂泊：“我只知道出行根本不是为了欣赏异国风情，而毋宁说是为了饱经异域漂泊之苦——确似预感到了一样，只有在俄罗斯之外才能了解俄罗斯的价值和只有远离她才能获得对她的爱。”[1]本文试图追寻果戈理漂泊的轨迹，探究作家布满荆棘的思想旅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