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侯玮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内容摘要：奥列格·帕夫洛夫是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新星。他坚定继承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传统，通过营造如人间炼狱一般的悲剧空间，深刻揭示和批判社会现实乃至人的存在本质；同时，他所塑造的具有温暖人性和善良之心的小人物又给这个沉郁的世界带来一丝亮光，令人看到俄罗斯的甚至是世界的希望之所在。
    关键词：帕夫洛夫/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悲剧空间/悲剧人物

    在当代俄罗斯文坛上，活跃着一位相当有才华的年轻作家，他就是奥列格·奥列格维奇·帕夫洛夫（1970—— ）。由于特殊的生活经历和遭遇，帕夫洛夫对苏联后期的军队黑幕有了切身的体悟，对苏联解体后的社会现实有了深刻的体察，于是在后现代主义浪潮风起云涌之时，他却以自己全部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捍卫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并且在描写现实的真实性与典型性方面深化和发展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为当代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新生力量的重要代表。

一、帕夫洛夫的文学主张

“文学应当关注穷苦人”[1]（4)——帕夫洛夫的文学倾向非常鲜明，其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渗透着对苦难的深邃理解和对人性的冷峻剖析。这与他非同寻常的经历不无关系。童年时父母的离异和生活的穷困使他很早就品尝到不幸、忧虑以及痛苦的滋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唤醒了他的意识：“《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这不仅是一本书，而且从阅读它的那一刻起也开始了我的命运。我为许多事感到痛苦，而且怀疑所有人都在痛苦。但我觉得生活中应当有真理，有公平，它能保护人，使人强大。”他18岁就应征入伍，“不知前世犯下了什么罪孽，竟被送到位于亚洲无人区的一个部队里服役”，而且担任的是押解和看守犯人的任务。虽然时间不长，但这段艰辛的从军史给了作家极其丰富和独特的生命体验：“半年中我经历了一切，被追杀过，被殴打过，被送过监狱，也曾自残过。我看到了什么是集中营以及它周围的生活。”[1] (5)后来他被军队以“精神不健康”为由除名。无疑这段经历对作家以后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退伍后他当过门卫、在医院工作过。他深受往事的折磨，为寻求思想和生活上的出路而开始写作，并凭借自己的作品考入高尔基文学院小说函授班。1994年他的中篇小说《公家神话》在大型文学杂志《新世界》上一经发表，就引起了评论家和同行的广泛关注，参加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著名的文学奖项布克奖的角逐，入围由6部作品组成的候选名单。这次虽然未能蟾宫折桂，但已充分显示出他的实力。之后他频频有新作问世，接连获得《新世界》和《十月》等刊物设立的文学奖。2002年他终于以中篇小说《卡拉干达九日记》获得布克奖。2005年，《时代》出版社为帕夫洛夫出版五卷集。评论界认为，作为一个年仅35岁、既非科幻作家又非侦探作家的扎扎实实的现实主义者，而得到出版如此考究的多卷作品集，这在当代是非常少见的。
    与一些传统派作家秉笔直书、忧愤呐喊式的批判不同，在帕夫洛夫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对现实的激烈指责和直接抨击。帕夫洛夫作品的批判力量蕴含于渗透着痛苦与忍耐的悲剧之中。这个悲剧的实质就是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帕夫洛夫崇尚作品的真实性，他在《俄罗斯小说诗学》中强调：“现实主义最根本的问题——关于所描绘事物的可靠性问题。准确些说，不是问题，而是要求。按照实际的形式描写现实——这是由可靠性要求而引出的艺术原则。然而俄罗斯小说在结构与原则上更加复杂。它里面有真理性的要求，有本真性的要求……俄罗斯小说描写的目标不只是真实性，而且是现实性——不仅有实际的世界，还有精神的世界，我们的欲望、感情、信仰的世界。……任何事件——都不仅具有现实的因果关系，还有永久的因果性，就是善与恶的斗争，最高力量与命运力量的联系。对于俄罗斯艺术家来说现实的因果性总是和超现实的因果性夹杂在一起。暂时是永久的表现。”[2]他特别强调：“俄罗斯文学一贯以写作是道德责任而生存。首先铭记穿透着历史主义的真实。然后是促进向负载着人的所有激情和命运的张力的社会真实推进。……真实点燃人以及他的存在中的亮光，使这个存在因此而变得理性。……这种对真实的要求迟早会转变为认识真理的创作需求。”[2]基于这样的文学信念，帕夫洛夫的创作向我们展示了俄罗斯社会的真实生活——正如评论家卡比托琳娜·科克申涅娃所说的那样，“从开始到结尾都是——生活，活生生的生活.”[3](161)他直面俄罗斯民众生活中的苦难、不幸和贫困，淋漓尽致地揭露那些丑陋和肮脏的现象。可以说，他在这样的生活中找到了最富有成效的领域：贫穷和忧患的领域。这个如人间炼狱一般的领域构成了帕夫洛夫笔下的悲剧空间。

二、悲剧空间——人间炼狱

这是一个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极度匮乏的世界。作者在这样一个黑暗到极限的悲剧空间中展示那些被社会抛弃和歧视的人，让人的本性得到最充分的暴露和揭示，从而审视和批判现实世界乃至人的存在本质。
    帕夫洛夫的大部分作品主要取材于他的军队生活。他的中篇小说《公家神话》（1994年）、长篇小说《马丘申的遭遇》（1997年）和中篇小说《卡拉干达九日记》（2001年）都反映了偏远草原上一个负责看守集中营的连队不为人知的生活。同样是集中营题材，帕夫洛夫与索尔仁尼琴和沙拉莫夫不同，而与谢尔盖·多夫拉托夫比较接近。索尔仁尼琴和沙拉莫夫是以劳改人员的身份描写囚犯生活，帕夫洛夫和多夫拉托夫则是从监狱看守战士的视角表现守卫劳改营区的军人生活。索尔仁尼琴的集中营不给人以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感觉。狱中世界以囚犯们入狱前的种种遭遇、在狱中度过的准确时间、与亲人朋友乃至国家政策制度之间的种种联系而与外部世界同步跃动。从这个角度看，索尔仁尼琴是为我们展示了这个世界上另外一种鲜为人知的生活。帕夫洛夫笔下的集中营则似乎与世隔绝，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之外。士兵毫无自由可言、没有过去和将来、只为此刻活着的生存状态构成了一个几乎完全孤立密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士兵们在肉体与精神上都受到极度的折磨，过着与囚犯毫无二致的生活：不仅物质上得不到温饱，而且人性被蹂躏和扭曲。这是一个地处偏远、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集中营看守连队，更是一座由军队体制的僵化和上级官僚的毫无人道而造成的人间地狱。
    在卡拉巴斯一片荒凉、贫瘠、孤寂的草原上，有一个关押犯人的集中营，负责看守这个集中营的连队与之比邻而居。这里“一个世纪以来都没有见过商店、机关、房屋、教堂和村落，只有一些凄凉的简易木房，周围时常传来绵羊难听的叫声。从简易木房延伸出几条被靴子踏出的狭窄小径，一直通向这个封闭禁区的地界。可以到达卡拉巴斯的自由入口只有一条窄轨铁路和草原上的大路。它们都消失在遥远的山丘尽头。集中营周围还有一些孤孤单单的坟堆，这是小医院掩埋无人认领的犯人尸体的地方。”[4](8)这就是集中营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所有通往外界的道路。集中营连队不仅地处边远，而且在物质生活上只能维持生活的最低限度。按理说，军人们有薪水和定量配给的口粮。可是工资十几年没有涨过，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下降。其实即便有钱也没有东西可买。连口粮上级也严格控制，夏天秋天都尽量缩减，一直留存到次年1月。所以冬天运到士兵这里的土豆都是霉烂变质的。唯一的精神生活品——报纸同物质生活品——土豆一样，运到草原连队时早已过期。贫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使得士兵们在这里根本无心服役，而是尽可能地生存。可是一旦侥幸吃饱了，却不知为何又不想再活下去。
    艰苦的生存条件造成了整个士兵世界与外部世界的隔离，而士兵世界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则更加重了人的孤独感。《马丘申的遭遇》中主人公格里高利在进入劳改团之后感到一种“好像从生活中遗失了一样的孤独”，意识到自己在乱哄哄的士兵中是一个“孤独的角落”。周围越是拥挤，他就越是强烈地感受到：他生命中的什么东西已经被夺走，他在这种拥挤中命定已经什么都得不到了。这种被夺走的东西正是“爱”。在这个被国家遗忘、甚至被上帝遗忘的边区角落，“日日都浸透着酸菜汤的味道。日子就这么长久地、沉重地过着，像是从远古漂来。”[4](8)在几部小说中作者都经常使用“世纪”这个词来形容近乎凝滞的生活状态。所有世界上发生的事件都无法到达草原，所以士兵们觉得从这个被遗失的地方到团部所在地卡拉干达的路似乎比自己的生命之路都长。
    上级官僚在心灵上对士兵的压迫和摧残使集中营真正变成了一座人间炼狱。其实，在孤独和不自由的程度上，士兵与犯人是相等的。《公家神话》描述道，在卡拉巴斯集中营区域中居住的人只有四类：士兵、犯人、工匠和监视者。犯人与士兵相处几年或者一段时间，一方是服役，一方是囚禁，各自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犯人在集中营的一座小工厂里劳动，士兵终年都在值勤和警戒。生活枯燥而机械。这里所谓“公家”的生活其实就是成为“公家”的人之后，就开始了几乎是静止的生活，仿佛“充公”，完全失去了个人的自由。悲剧就潜伏在这样的静止和封闭之中，或者说这样表面的静止与封闭恰恰在酝酿着悲剧。一般说来，帕夫洛夫小说中的情节都不是层层递进、缓慢发展的。如果他的人物的世界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么必然是悲剧性的命运的突变和裂口。小说中的人物对没有开端也望不到尽头的令人绝望的“公家”生活没有指责，只有忍耐和顺从。而一旦有所反抗，则必然是极端的、类似于呐喊般的爆发。死亡作为悲剧的最激烈的形式在帕夫洛夫的作品中一再出现。为了生存，为了让大家能够吃饱，哈巴罗夫带领士兵把作为公家口粮的土豆分出一半作为种籽。然而事情被告密，来卡拉巴斯调查情况的特别部门的准尉认为这是擅自挪用公物。因为新收获的土豆是用公家口粮栽种出来的，所以它们依然应当“充公”。于是这些给士兵带来一年的饱足希望的新鲜土豆被强行拉走，扔到离营地很远的脏沟里。准尉的这种恣意妄为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后果——向来隐忍乐观的哈巴罗夫怒而离队，不幸路遇暴风雪，冻死途中。可悲的是，尸首在几个月后冰雪消融之时才被人发现。作者描写了人的精神承受力的底限。如果不想毁灭一个人，就不能超越这个界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久之后由公家配给的土豆被运到草原——又是霉烂变质的，只不过是“合法的”。小说结尾，在哈巴罗夫遇难时身上所穿的军衣口袋里，人们发现了他生前写给报社的一封未发出的短信。信中这样写道：“读一读报纸——好像我们这里一切都是为了人，好像人与人之间是那么尊重。可是看一看周围——我们这里比集中营还差。为了占据一个公家的房间，你就必须一直服役。而当退休时你已经完全失去健康，不被任何人需要，只会被赶到光秃秃的草原上等死。报上写着人人平等，可军官首长总是比士兵重要，总是与士兵不平等。你的头顶上几乎常年都悬着那些令人厌恶的命令……无处诉说，所谓的公民权是帮不了你的。……就这么毫无出路地坐在营房里或者站在值勤岗位上，你会觉得森林里的野兽过得更好些，它们有自己完整的生活，可你好像蹲在监狱里，虽然既没有抢劫过，也没有杀过人。种了土豆却被抢走，白白丢弃，只是因为没有命令。没有人感谢你栽种了土豆，只是一味指责你占用了土地。据说，只需要你顺从。据说，顺从更重要。”[4](165-166)这段话使读者终于领悟到“公家”的真正含义，同时也道出了《公家神话》这个题目的象征意义。小说的名字本身含有某种悖论，将不可组合的两个词“公家”和“神话”组合在一起。“公家”世界是一成不变、封闭凝固、了无个性的现实世界，它所代表的正是冷酷无情、毁灭人性的专制制度。而“神话”世界则是一个充满个性的鲜活世界，直接与“公家”世界对立。“公家”世界里有神话发生，或说神话发生在“公家”世界里，这个充满矛盾的命题贯穿在整个小说中。大尉哈巴罗夫带领士兵栽种和收获土豆宛如发生在“公家”世界里的一出“神话”，却不幸被专制制度残酷地扼杀了。因此可以说，“土豆事件”是士兵试图突破人间炼狱、争取自由的一场最为激烈的斗争，也是对专制制度最彻底的揭露和最有力的控诉。
    在短篇小说《逃兵伊凡》（1998年）中，帕夫洛夫通过描写一起惊心动魄的杀人事件，依然把批判矛头指向了残酷的专制制度。19岁的士兵伊凡刚刚入伍就受到老兵的人身侮辱。他丧失了理智，在绝望和狂怒中杀死了许多人。少校赶来处理这件事。他不仅没有把士兵送交军事法庭，还感化了他，使他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并且把他带在自己身边。恢复健康以后，出于对少校的感激之情，伊凡把少校的智慧和人品看得很高，所以都不敢思考他说的话，对他惟命是从。另外，也由于周围的人把他的痛苦当笑料，没有人愿意搭理他，他对他们彻底关闭了内心。“对别人来说，对整个世界来说，这个士兵已变成瞎子、哑巴和聋子，变成了一台人形机器。他只看得到主人，只同主人谈话，并且只习惯于听主人的话。”[5](106)这时的伊凡一切听从主人的召唤，成了少校忠实的奴仆——一个会说话的工具。他除了偶尔与少校交流外，基本上已经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中了。“对少校的爱，是唯一还能使他通人性的一种感情。”这时士兵对少校奉献的实际上是一份“赤胆忠心的非人类的爱”。少校逐渐感觉到自己能全权支配这个小伙子，于是他开始享用这种权利的乐趣，滥用这份忠诚，蔑视士兵的尊严。这时他已经成了极端专制、独裁的代表，因为极权需要的就是这种非人类的爱和忠心。他轻率地侮辱了他在劝说士兵时要士兵相信的人类尊严。在一次命令伊凡协助自己做一件违法的勾当时，士兵虽然同以往一样驯顺，但还是忍不住劝说了少校几句。少校恶狠狠地抛出对士兵来说最为刺痛的话。伊凡忍无可忍，下意识地杀死了这个曾经拯救过自己的人。这里，作者揭示了爱与尊严的问题，即任何爱都是有尊严的爱。同时也揭露了没有人性、没有人的尊严和自由的专制制度的本质。
    可以说，悲剧是俄罗斯文学鲜明的特点和独一无二的命运。帕夫洛夫不仅仅把世界看成丑恶的和被扭曲的，而且深刻揭示出人的存在的悲剧性。在集中营小说领域内，这一点也是帕夫洛夫和多夫拉托夫有别于索尔仁尼琴和沙拉莫夫的地方。
    俄罗斯的自然地理、历史政治条件决定了它是一个严酷的世界。监狱、苦役、战争从来都是它非常重要的内在特点。正是这些痛苦和灾难造就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集中营小说。集中营题材最早进入俄罗斯文学是在17世纪，阿瓦库姆第一个在其自传作品中描写了囚禁生活的严酷性：身心备受寒冷、饥饿与屈辱的摧残[①]。到了20世纪，监狱生活更是屡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沙拉莫夫、索尔仁尼琴、西尼亚夫斯基、阿列什科夫斯基、金兹堡、多姆布洛甫斯基、弗拉基莫夫和许多作家都曾见证监狱的可怕。但他们常常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专制制度，而帕夫洛夫和多夫拉托夫在批判制度的同时，进一步对人性、对人的存在本质给予探究。
    多夫拉托夫在《监狱》的前言中道出了自己与索尔仁尼琴的不同：“从索尔仁尼琴的眼光看，集中营是地狱。而我以为，地狱——就是我们自己。”[6](8)集中营生活使多夫拉托夫重新思考一个人身上善与恶的关系。他实际上是把《监狱》中的集中营作为一个时空场景，不仅描写出专制国家的没有人性，同时也展示了人之存在的荒诞，以及在别的环境下具有人性的人在这里所做的恶。多夫拉托夫发现，在他以前，关于囚犯的文学作品分为两种：“苦役”文学的鼻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它把囚犯描写成受苦受难的人，而警察是折磨人的人；在“警察”文学中，正相反，警察成了英雄，囚犯成了恶魔。多夫拉托夫凭借自己的经验证明，这两种结论都是虚假的。以他的观察，警察是为监狱服务的，同时任何一个囚犯对于警察来说也都是必须的。作家发现了囚犯和警卫之间的相似，监狱与自由之间的相似。他抹去了犯人和看守之间的界限：“特殊制度下的犯人和监狱看守极其相象——在语言、思考方式、道德准则等方面。这是相互影响的结果。铁丝网内的双方——是一个统一而残酷的世界。”[7](17)多夫拉托夫正是以此超越了集中营题材的狭小圈子。
    从这一点上说，帕夫洛夫与多夫拉托夫追求的是同一境界。他曾经表示，集中营小说“基本上只是被大众理解为暴露性题材……，而其自身的复杂性没有被理解。”[8]帕夫洛夫虽然没有正面描写犯人的世界，但他所描写的残酷而无任何自由可言的士兵生活，正是不言而喻地指明了犯人可能的生活。帕夫洛夫不仅令人信服地描绘出一幅即将崩溃瓦解的帝国图景，而且以他所建造的一个个悲剧空间提出“世界——监狱”这样的悲剧性命题。

三、悲剧人物——黑夜中的烛光

无论帕夫洛夫写什么，他总是为了“战胜恶”、战胜“人性的罪恶”而写。所以他的小说不是轰动一时的，而是真正“鲜活的小说”。评论家瓦连京·库尔巴托夫写道：“帕夫洛夫如果不是想制止恶，那么也是想暂缓恶的发生。他竭尽全力大声呼喊，拉下以前军队小说那令人精神昂扬的帷幕，发现帷幕后面的地狱。”[9]有些评论家认为他描写的现实过于可怕，是“残酷的现实主义”。帕夫洛夫则认为他不是在渲染这种可怕，而是在揭示痛苦，揭示植根于我们的生命和人类存在之中的历史性痛苦。作家说道：“痛苦——如果它是所有人的痛苦，如果它促进了民族的自我意识，加强了人民中共同的东西，那么它就具有民族的特点。正是痛苦的经验奠基和养育了我们的民族情感。我们正是靠痛苦经验使自己独立于世。文学应当和自己的人民分享痛苦，丰富它的特点。”[2]痛苦实际上源于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世间不公的悲愤。帕夫洛夫笔下的许多人物都在痛苦地活着，痛苦地思考。大尉哈巴洛夫的内心深处总是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沉重忧郁，觉得似乎在遥远的什么地方有一种自由的、光鲜的生活，有一些完全健康、漂亮和快乐的人们。长篇小说《马丘申的遭遇》中的主人公马丘申生来就带着痛苦，这不只是因为兵营把他和世界分开，而是因为他“囿困”在自己迷迷糊糊的思想中。这种痛苦并非意味着悲观和绝望，正相反，在帕夫洛夫的小说中蕴涵着对生活的坚定信心。这是一种能够把痛苦作为活着的生物的特性的能力，它非常珍贵，因为它穿透着生活的痛苦。
    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对痛苦和忧患的冷漠。集中营看守连中的上级官僚仅仅为了维护个人威严或者刻板的规定而不顾下级官兵死活，把他们推向绝境。短篇小说《米佳的粥》（1995年）中的医生们，不仅对病人漠不关心，而且还趁人之危、阴险贪婪。《世纪末》（1995年）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圣诞节之夜。一个流浪汉在寒冷的节日之夜被送到医院，医生、护士和警卫却因为怕脏、怕臭和怕传染虱子而对其不管不问，流浪汉经过一夜的折腾死在医院里。这样冷酷的现实令人不寒而栗，它实际上揭露了人身上的“世纪末”一般的道德危机。
    帕夫洛夫小说中的世界虽然罕见地阴暗，却不是无望的。其沉郁的语调中蕴含着富于激情的昂扬的情绪，犹如发自地下深处的嚎叫，显示出原始的宏大力量。叶·叶尔莫林在总结2002年文学时说：“过去一年中好的文学的主导风格是——人在黑暗的生活中活下来。”[10]他坦言这句话的直接所指就是帕夫洛夫的小说。在帕夫洛夫的作品中总能发现希望，这种希望就在能够对别人的苦痛怀有爱心和怜悯之心的人身上。他们如黑夜中的烛光给这个沉郁的世界带来温暖和亮光。《公家神话》中，大尉哈巴洛夫心中时时想着“使所有人都能从他的生活中得到益处。”政治副连长维利奇科认为“人首先应当给大家带来幸福和愉快的生活”，坚信“我们大家在一起就能够改变我们的世界。”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改变生活，哪怕是在连队迷失道路的沙漠中。帕夫洛夫把这种“全心全意为别人忧患”的品质称为暖潮。在那样一种近乎封闭的生活中，大尉哈巴洛夫和政治副连长维利奇科靠着顽强的信念和对战士的真诚，使得战士们在极端恶劣的条件和因造反而遭受的残酷惩罚下活了下来。“点燃别人心中的光明，从而使自己的生活有意义。”这正是作家赋予自己人物的使命。“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令人想起，生命发出的微弱的光和它所带来的温暖。大尉在这种烘烤着他的伤痛的温暖中睡去。”作家珍惜这种温暖，珍惜这种存在的力量，他认为只有依靠这种力量俄罗斯人才能得到富足的没有穷困和痛苦的生活。《世纪末》中，与一群自私、缺乏人性的医生和警卫相对比，有一个光彩夺目的女清洁工形象。实际上她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工作繁重但收入微薄。然而正是这个“瘦得几乎皮包骨头”的女工把粗壮的警卫都懒得碰的流浪汉拖到了浴缸里，对这个医生因为嫌脏不愿意给予治疗的人进行清洗。而且当所有人捂着鼻子跑掉的时候她居然没有闻到臭味。当女工把遍体鳞伤的流浪汉清洗出了人样的时候，她“不由得一阵心痛”。这个感叹自己穷苦命运的女人，发现了别人身上的苦痛，而且对其无限同情，这正是她的美。流浪汉终于因为没能得到及时治疗而死去，可以说他是被一群没有良知的人杀死的。而清洁女工却作为整篇小说最温暖、最动人的亮点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也许帕夫洛夫想说：这就是俄罗斯的希望，也是人类的希望。
    在帕夫洛夫笔下，人性的温暖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体的。它使人能够超越个人的骄傲而同情近在身边的人，给予他们最切实的帮助，与他们分享最微小的所得，有时甚至奉献出自己最后一点东西。在《米佳的粥》中，男孩米佳就是按照这样的原则对待老头卡尔比的。米佳和永远觉得饥饿的老头一起分享他的稀粥，这一日常的举动具有崇高的象征性意义。它唤醒了早已被成人世界破坏殆尽的善与人性。正是出于对米佳的爱，出于拯救他、使他重新回到正常世界中去的愿望，唤醒了周围人身上最美好的一面，使他们又一次经历给予善的喜悦。小主人公米佳的不幸令人心酸、心碎，然而寄宿学校里护工、锅炉工、同伴对他的爱又催人泪下。这分明令人感觉到：爱在人间。在《卡拉干达九日记》所描述的沉重得令人压抑、根本不要指望光明和美好的生活中，生来普通却具有神圣感的阿廖沙命定被赋予了某种使命和重负。从他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他是上帝的使者，也是承担人类一切苦难的受难者。作家以阿廖沙的经历告诉读者，这个世界无论多么可怕，总是有上帝的，有补偿痛苦、补偿损失的真理存在。在这样的世界上任何苦难都不会毫无意义。
    帕夫洛夫是俄罗斯文学传统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他很鲜明地确定了自己与俄罗斯信念、文化和生活汇聚在一起的独具风格的创作世界，他继承了俄罗斯文学史上描写“小人物”的传统,探寻到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明确表示：“我想展示那些小人物充满痛苦的世界，那些能够看到天空的深渊。”[11]作家正是在揭示这些普通灵魂的悲剧性命运中完成着对于现实社会的深刻批判，同时也昭示出一条通往希望的信仰之路。
    帕夫洛夫是一个拥有广阔领域、广大人民和文学传统渊源的作家，是俄罗斯文学的新生力量，他的前途不可估量。评论家卡比托琳娜·科克申涅娃甚至认为：“只要有奥列格·帕夫洛夫的作品，我们就可以坚定地说：哺育和建设俄罗斯小说的力量是永不消失的。”[3](160）

注释：

① 阿瓦库姆（1621-1682）是17世纪俄国教会分裂派的著名领袖和活动家，为反对尼康的教会改革和捍卫农民的利益而遭受尼康派教会和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被投进监狱和流放西伯利亚。在狱中写下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自传体作品《行传》。其中关于流放生活的描述参见Житие протопопа АВВАКУМА[M], ЗАО《Сварог и К》,Можайск.1997.

参考文献：

[1] 侯玮红：“文学应当关注穷苦人”——奥列格·帕夫洛夫访谈[J]，《外国文学动态》2004年第1期。
    [2] Павлов О.Метафизика русской прозы[J].Октябрь.1998.№1. http://magazines.russ.ru/october/1998/1/pavlov.html
    [3] Капитолина Кокшенёва.Больно жить,Революция низких смыслов[C],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Лето》,М.,2001.
    [4] Павлов О.Казённая сказка,Повести последних дней[М],Центрополиграф,М.2001.
    [5] 奥·帕夫洛夫：《逃兵伊凡》，傅石球译[J]，《外国文艺》1999年第3期。
    [6] Довлатов С.Зона[M],Собр.соч. в 4-Ｘтт,Т.2.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збука-классик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2003.
    [7] Довлатов С.Ремесло[M],Собр.соч. в 4-Ｘтт. Т.3.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збука-классик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2003.
    [8] Павлов О.Непогибший в “Архипелаге”[N].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1997.№35.
    [9] Валентин Курбатов.Дорога в объезд. [N].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1999.№9.
    [10] Евгений Ермолин.Живая нить[J].Новый журнал.2004.№235. http://magazines.russ.ru/nj/2004/235
    [11] Олег Павлов.Из бездны увидеть небо[N].Труд.2002.12.7.№221.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