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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工谏”与周代小说 邵公谈“天子听政”时提到“百工谏，庶人传语”，师旷则云“工诵箴谏”“士传言，庶人谤”，二者所述基本内涵是一致的。即是说，在周代言谏制度中，庶人对朝政的批评意见可以通过“士”的渠道上达天子，成为天子补察其政的谏言；天子身边的“百工”也都能向天子进谏，让天子听到更多意见，从而使政教更加系统和全面。在周代，乐官可统称为“工”，(53)“百工”可统称为“士”。这样一来，周代言谏制度也就更加完善而合理。 师旷所云“士传言，庶人谤”，杜预注谓“庶人不与政，闻君过则诽谤。”孔颖达疏云：“庶人卑贱，不与政教，闻君过失不得谏争，得在外诽谤之……但传闻之事，有实有虚，或有妄谤人者，今世遂以谤为诬类，是俗易而意异也。《周语》云‘庶人传语’，是庶人亦得传言以谏上也。此有‘士传言’，故别云‘庶人谤’为等差耳。”(54)由此看来，“谤”其实是一种政治谏言，是庶人对统治者执政过失进行的公开批评。由于庶人的意见不能直陈统治者，故要通过“士传言”来实现。《史记·周本纪》载邵公云“百工谏，庶人传语”，《集解》引韦昭曰：“庶人卑贱，见时得失，不得言，传以语士。”(55)与师旷所说一致。《吕氏春秋·自知》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56)《战国策·齐策一》载齐君谓“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57)《史记·孝文本纪》云“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58)这些记载都说明，听取庶人谏言是古代传留的政教传统，周代只不过将其制度化而已。“庶人不与政，闻君过则诽谤”，这些谤言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上达统治者，远古时是通过在廷前设谏鼓、在五衢设谤木，而周代则通过“士传言”的言论管理制度来实现。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这种谤言是用什么形式来表达，又具有何种特点?这里不妨举一个实例加以分析。据《左传·昭公四年》载： 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已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59) 这里的“谤”即如杜预所云是庶人“闻君过则诽谤”，诽谤的虽然是执政而非国君，但其实质一样。按照孔颖达的说法：“谤，谓言其过失，使在上闻之而自改，亦是谏之类也。《昭四年传》‘郑人谤子产’，《周语》‘厉王虐，国人谤王’，皆是言其实事，谓之为谤。”(60)具体说来，“谤”是庶人批评朝政的谏言，也可叫做“诽谤”。这里的“诽谤”不含无中生有之贬义，而是指用“诽语”进行批评。古无轻唇音，“诽”上古音读如“排”，因此，“诽语”也即“排语”“俳语”，或称“偶语”“偶俗语”。《史记·周本纪》载“百工谏，庶人传语”，《正义》云：“庶人微贱，见时得失，不得上言，乃在街巷相传语。”(61)这些所谓“街巷传语”自然是排偶语，容易传播，也便于记忆，后来小说家收录为小说，形成古体小说的基本语体特色。《汉书·艺文志》便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如淳释云：“稗音锻家排。《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今世亦谓偶语为稗。”(62)所谓“稗音锻家排”，即是说“稗”读如锻家排风箱之“排”。而汉代仍然将“偶语”称为“稗(音排)”，亦即将那些指摘朝政缺失的庶人偶俗语称之为小说家的小说。《汉志》所云“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说的是小说来源于民间；而“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则指出了小说家的社会身份是周代负责传达庶人谤言的“士”。根据现有材料分析，《汉志》小说家所从出之稗官应该是东周时期的“诸侯之士”。尽管“士传言，庶人谤”的言论管理制度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而记载这些“街谈巷语，道听涂说”的书籍却是春秋后期才出现的。 在《汉志》著录的十五家小说中，《伊尹说》《鬻子说》《务成子》《天乙》《黄帝说》等多为依托，皆黄老道家之言，成书时间应在战国后期至西汉初年，(63)而真正作为由稗官所自出的小说家之小说应首推《师旷》。《师旷》所载为春秋后期晋国主乐大师师旷的言论，师旷正是“诸侯之士”，(64)他以审音、知声、直谏而著名，其事迹见于《逸周书》《左传》《国语》以及《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新序》《说苑》诸书。前文提到《左传》所记“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等语便出自师旷之口，证明他对周代言论管理制度非常了解。文献所载师旷多次向晋侯提出谏言，无疑是其职责之内的事。前引师旷关于卫国出其君的意见便是一例，这里再举一例以概其余： 晋平公与群臣饮，饮酣，乃喟然叹曰：“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师旷侍坐于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坏于壁。公曰：“大师谁撞?”师旷曰：“今者有小人言于侧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师旷曰：“哑!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请除之。公曰：“释之，以为寡人戒。”(65) 《淮南子·齐俗训》记此事云：“晋平公出言而不当，师旷举琴而撞之，跌衽宫壁。左右欲涂之，平公曰：‘舍之，以此为寡人失。’孔子闻之曰：‘平公非不痛其体也，欲来谏者也。’”(66)晋平公绝非明君，他之不罪师旷，是因为师旷提供谏言是其职务行为，即使他的行为有些失礼，也仍然在制度允许范围内，这也印证了言谏制度对于小说家之小说的重要影响。师旷的故事，显然是庶人们爱听的故事；他所使用的语言，也多排语和偶语，这只要看看《逸周书·太子晋解》和《左传·昭公八年》所记师旷与太子晋和晋平公的对话就不难明白。 当然，周代小说不局限于“士传言，庶人谤”，还包括“百工谏”。邵公谈言谏时提到过“百工谏”，师旷对晋悼公问时也引《夏书》“工执艺事以谏”为说。“工执艺事以谏”其实就是“百工谏”，即所有服务于君主的“百工”都有言谏之责，这也是周代言谏制度的一部分。上面所说师旷之谏，自然属于“百工谏”的范围。然而，“百工”并不限于师、瞍、瞽、矇之流，也包括君主身边的所有其他服务人员。《左传·昭公九年》便载有晋膳宰屠蒯进谏的史实： 晋荀盈如齐逆女，还，六月，卒于戏阳。殡于绛，未葬。晋侯饮酒，乐。膳宰屠蒯趋入，请佐公使尊。许之。而遂酌以饮工，曰：“女为君耳，将司聪也。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宴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女弗闻而乐，是不聪也。”又饮外嬖嬖叔，曰：“女为君目，将司明也。服以旌礼，礼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见，是不明也。”亦自饮也，曰：“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实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说，彻酒。初，公欲废知氏而立其外嬖，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跞佐下军以说焉。(67) 屠蒯是晋平公膳宰，也称膳夫，他借酌酒而讽君，可谓“工执艺事以谏”的实例。周代服侍天子的“百工”人数众多，分工细致，如《周礼·天官》中便有膳夫、庖人、医师、酒正、掌舍、司会等，《地官》中有舞师、牧人、司谏、司门、掌葛、掌染等，《春官》中有乐师、典同、磬师、钟师、笙师、镈师等，《夏官》中有弁师、缮人、戎仆、齐仆、道仆、田仆等，《秋官》中有条狼氏、伊耆氏、司仪、行夫、象胥、掌客等，他们都可以“执艺事以谏”。(68)在周代“百工谏”中最出名的是乐官这个群体，而这个群体中言谏活动最活跃的除了大师，则数俳优。(69) 在中国，君主使用俳优有悠久的历史。据说西周成王便喜欢俳优，东周时期的俳优相当活跃。《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载：“南宫敬子问颜涿聚曰：‘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与坐者以十数，而遇贼，何也?’曰：‘昔周成王近优、侏儒，以逞其意，而与君子断事，是能成其欲于天下。今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而与坐者以十数，而与优、侏儒断事，是以遇贼。故曰：不在所与居，在所与谋也。”(70)同书《难三》记管仲对齐桓公问，以“近优而远士”为“一难”，并引评论云：“管仲之射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远近，而俳优、侏儒，固人主之所与燕也。则近优而远士，而以为治，非其难者也。”(71)不管君主和俳优究竟应该如何相处，《韩非子》的记载证明俳优在周代尤其是在东周不仅为君王所喜爱，而且能够参与政教活动。俳优的政教活动主要是进行优谏，《国语·晋语》载有优施、《史记·滑稽列传》载有优孟、优旃向君主或公卿进谏的事例。他们的谏言多为“偶语”，即“偶俗语”。如优施对里克所歌“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72)既是“偶俗语”，又是“隐语”。优孟对楚庄王所唱孙叔敖歌“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廉吏安可为”云云，也是“偶俗语”。优旃对陛楯郎所云“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73)同样也是“偶俗语”。这些“偶俗语”后来也被称作“俳语”，体现了俳优的基本语体风格。当然，俳优中也有不少人并不进行优谏，而是以俳谐谄谀君王。《管子·四称》云：“昔者无道之君……进其谀优，繁其钟鼓，流于博塞，戏其工瞽，诛其良臣，敖其妇女……驰骋无度，戏乐笑语。”(74)《史记·滑稽列传》便载有这样的例子，说明俳优是可以分为谏优和谀优的。故任二北指出：“优分谏、谀，所近者为谏优，与士同用，为治更非其难。”(75)这也说明俳优虽有不同类型，但都是“百工”之列，被纳入周代言谏制度之中，他们自然是可以参与政教活动和进行言谏的。当然，同一俳优也可以承当谏优和谀优双重身份。俳优言谏所形成的作品，后人也视其为小说。汉末曹植曾当着邯郸淳的面“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表明这类小说在汉代得到发展，并具有较高的水平。这类小说的表现形式是俗赋，而语体风格为俳谐，也是可以肯定的。由“百工谏”所形成的小说，同样是围绕着政教展开的，尽管其形式更加丰富多样，其语言也更加通俗活泼。 综上所述，周代小说是随着“百工谏”的制度建设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成熟形态出现在春秋后期，故早期小说带有春秋后期的时代特征，它植根于世守其职的周代王官文化传统，受到言谏制度的激励和影响，在注重生活化和娱乐性的同时，仍然将政教功能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其作者以“百工”为主，大师和俳优是他们的主要代表，师旷则可视为古小说家之祖，而排语、偶俗语则是小说的典型语言。周代史书和子书中掩藏有一批小说的成员，《逸周书》《左传》《国语》《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所载小说甚夥，西汉刘安的《淮南子》和刘向的《新序》《说苑》中的许多篇章，江苏连云港尹湾西汉墓出土简书《神乌傅(赋)》、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帛书《相马经》、北京大学收藏汉简《妄稽》等，应该都是它们的后代。 周代文学是在周代言谏制度的规范和引导下发展起来的，其基本内容始终不离政治与教化。本文以诗歌、古文、小说作为周代文学的代表来论证其与言谏制度的关系，既是为了尊重历史事实，也是为了兼顾后来的发展。在周代文学中，对美好政治的追求一直是其思想主流，也是其表达的重点。而美政理想的核心是敬德保民，尊重民意，倾听民声。季梁所谓“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76)史嚚所谓“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77)说的即是此义。因此，民本思想成为周代文学的主导思想。统治者要做到敬德保民，以此教化社会，最根本的是修养自己的德行，孔子所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78)老子所云“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馀。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国，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博。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79)说的即是此义。于是，道德问题就成为周代文学的基本主题。周代文学作为中国早期文学的重要发展阶段，能够确立这样的思想和主题，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它自觉地承担了社会政教和个体修养的双重责任，使文学在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当然，文学与政教的紧密联系，也使得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背负起沉重的包袱，难以轻装前行。而以政教为文学一旦成为假道学的遮羞布，文学的旺盛生命力也就被扼杀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其利弊得失需要大家细心分辨，不应简单捧杀或棒杀。 言谏制度对周代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已如上述，这种影响作为文学传统被一直延续下来并形成了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也可谓有目共睹。当然，周代文学并非全部是言谏制度的产物，如周天子的诰命训示，诸侯间的会盟聘享，行人们的外交辞令，是不能完全用言谏制度来统摄的。然而，周代的诗歌、古文、小说等主流文体的发展既然与言谏制度密切相关，其他言论形态和文学样式也就难免不受到浸染，只是在研究它们时不可等量齐观，削足适履。这是在结束本文时应该指出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