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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献书”与周代古文 周代言谏制度除有采诗、献诗的制度安排外，还有献书的制度安排。邵公所云“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旷则云“史为书，瞽为诗”，强调“为书”“献书”是史官之职责。而“史献书”和“列士献诗”一样，其实都是周代言谏制度的题中之义。 关于史的来历与职责，王国维有深入的探讨。他在《释史》中说：“《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筭与简策本是一物，又皆为史之所执，则盛筭之中，盖亦用以盛简……又周六官之属掌文书者，亦皆谓之史，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其字所从之中，自当为盛之器，此得由其职掌证之也。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34)据此，则西周史官有作书之责。《尚书·洛诰》有“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等语，顾颉刚、刘起釪引王国维《洛诰解》释为：“‘王命周公后’者，因烝祭告神，复于庙中以留守新邑之事册命周公，已面命而复册命者，重其事也。”(35)这里的“作册”正是西周史官之称，而这位名逸的史官也是《尚书》中唯一保留有作书人名的史官。《尚书·金滕》有“史乃册祝”，《顾命》有“大史秉书，由宾阶，御王册命”，都证明师旷所云“史为书”之可信。按照《周礼》的说法，周代史官分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各有所掌。也许这些说法是后人的理想化，当时的史官分工可能还没有这样细致和明确，但却不能排除周代有“史为书”“史献书”的制度性安排。这除了上引今传本《尚书》有“王命作册”“大史秉书”等可证外，《逸周书》以及清华大学近藏战国竹简的《尚书》逸篇也都可以作为证明。 《尚书》乃上古之书，包括周代和周以前传留的史书。《汉书·艺文志》云：“《易》曰：‘河出图，洛出书。’故书之所起远矣。自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36)传为孔子所序百篇《书》，今仅存《今文尚书》28篇，只是儒家传留的周代古文选本，并非周代古文的全部。清华大学近藏战国竹简中《书》类文献约20篇左右，根据整理者披露，见于百篇《尚书》之名的只有5篇，即《咸有一德》(整理者据《缁衣》称为《尹诰》)、《金縢》各1篇和《说命》3篇；而这5篇中，简书《尹诰》和《说命》除传世古书引用过的文句外，其他都与传世本同名《尚书》不同，《金縢》也与传世《尚书》多有异文。这些都说明，周代传留古书是十分丰富的，其传播途径和范围也十分广泛，并非儒者一途一家。先秦诸子引用这些文献时只称《书》，或曰《周书》《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为周史官所书，自无异议。而《虞书》《夏书》《商书》也是由周代史官据传说记录整理，同样是学术界的共识。如果说周代史官有记录周代时事之责，自然容易理解。然而，周代史官为何要记录整理《虞书》《夏书》《商书》呢?我们可以从周公与成王(姬诵)的谈话中找到答案。《周书·召诰》载周公和成王亲自到洛邑视察和督促洛邑的营建，周公对成王说： 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37) 周公告诫成王：是上天为了怜惜四方的百姓，才眷顾任命一个勤勉谨慎的人来治理天下。面对上天的眷命，我王一定要特别注重德行，不然就会失去天下。夏和商也曾得到过上天的抚顺和爱护，可他们的后王不注重德行，还是失掉了天下。因此，“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也就是说，周公要成王借鉴夏、殷的历史经验来治理周代社会。这样，前代的历史也就成了史官们的谏言，服务于周天子的“听政”。周代史官之所以要记录整理《虞书》《夏书》《商书》，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因为史官们有随时向天子提供过往统治经验的职责，这就形成了邵公所说的“史献书”的制度安排。 “史献书”作为周人言谏制度的一部分，有文献可证。《逸周书·史记解》记有穆王要求三公、左史戎夫将前代败亡的历史教训作为鉴戒，“朔望以闻”，便可以印证周公所倡导的这种“史鉴”已经成为制度，并对周代社会政治产生了实际影响。尽管《逸周书》所收各篇成书时代不一，但“《史记解》所记多与《纪年》合，当属可信，是我国最早真正以史为鉴的史学著作”。(38)其记有云： 维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惊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闻。 信不行，义不立，则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乱，皮氏以亡。 谄谀日近，方正日远，则邪人专国政。禁而生乱，华氏以亡。 好货财珍怪则邪人进，邪人进则贤良日蔽而远。赏罚无位，随财而行，夏侯氏以亡。 严兵而不仁者其臣慑。其臣慑而不敢忠，不敢忠则民不亲其吏。刑始于亲，远者寒心，殷商以亡。(39) 从这段记载可见，所谓“史献书”贡献的正是历史经验，既然要求“朔望以闻”，说明已经形成制度，而践行这一制度的责任是“左史”。当然，“献书”之事也不限于“左史”，不然，穆王就不会召集“三公”与“左史”一同训示了。事实上，引用历史经验向天子进谏是所有公卿大臣们通常采用的言谏形式，这只要读读《尚书·周书》中所载周公所作各篇，尤其是《大诰》《召诰》《洛诰》《多士》《无逸》等篇，就不难明白。例如，周公在《无逸》中赞扬殷先王能敬德保民者，要成王以他们为榜样。他明确提出，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就不能迷信天命，要靠执政者自己的勤奋努力、扎实工作。他更强调周先王的历史贡献，教导成王说： 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于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40) 在周公看来，周之所以兴，是太王、王季、文王努力奋斗的结果。尤其是文王的敬德保民、勤勉行政，周人要永远继承，世世代代不应忘记。“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终。祗若兹，往敬用治。”(41)“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准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乱，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时则勿有间之，自一话一言，我则未惟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42)周公已经不再把国家的命运寄托于天命，也不再以为鬼神可以真正让他们消灾免祸，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才是造成结果的原因，统治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包括“一话一言”，他们已经用“行为史观”代替了“神权史观”。(43) 明白了《周书》所载是周代“史为书”“史献书”的结果，是社会政教的记录，也是言谏制度的一种表现，再来看《虞书》《夏书》《商书》，就不难明白这些文献为何都是帝王们的言论，都是关于他们政教的经验教训。例如，《尚书·虞书》谓尧治理天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舜“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44)大禹懂得“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因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45)这些都是有德之君的历史传说，也都是敬德保民的典型。当然，《尚书》也记载了无德之君淫逸亡国的历史教训。《商书》载祖伊谏商纣王语云：“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46)微子启更说：“殷其弗或乱正四方，我祖厎遂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雠。”(47)毫无疑问，《尚书》所载这些“典谟训诰”就是为“天子听政”而准备的。试想，周代史官们将这些传说记载下来，不时奉献给天子，以补察其政，或者在天子“听政”时“朔望以闻”，让天子对于历史的经验教训有所记取，不是很好的谏言吗?这与周公对成王的“训诰”有异曲同工之妙。周代史官也是谏官，在这里得到了肯定性证明。 春秋后期，诸子崛起，“上说下教”，(48)老子和孔子拥篲前驱，带动战国时期子书繁荣。然而，子书实为史书之旁衍，诸子“上说”也有“史献书”之遗意。老子本为“周守藏室之史”，(49)他以“道德”为中心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提供的是“君人南面之术”，(50)其所著五千言也是政教之谏言。孔子虽不是史官，但他的知识和学问来源于史，(51)其编撰《春秋》，代行史官之责，也有以史为鉴之意；其终身活动都以政教为中心，《论语》开头两章即是《学而》和《为政》，所以后来才有人(如北宋赵普)能够“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晏婴是春秋末年齐国的大臣，今传本《晏子春秋》也多为谏言，其内篇分《谏上》《谏下》和《问上》《问下》，其实问对也是进谏，如《晏子春秋》开篇即是《庄公矜勇力不顾行义晏子谏第一》《景公饮酒酣愿诸大夫无为礼晏子谏第二》《景公饮酒酲三日而后发晏子谏第三》，明确标示其文均是谏言。战国诸子虽然各有个性，但“上说下教”却是他们的共性。而“上说”即是进谏，秉承的是言谏制度下所培养起来的作风，继承的同样是“史献书”的传统。尽管他们所进谏的已经不是天子而是诸侯，甚至是卿大夫，但政教谏言思想内涵和精神气质仍然一脉相承。《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等，无不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即使像《战国策》所载的纵横家言，也同样与言谏制度的影响和谏言风气的普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语体风格也是对史官谏言的模仿和推衍。至于《左传》、《国语》，更是史官所述，存史以为政教鉴戒更是不容怀疑。甚至新近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也很容易发现它们与政教谏言的联系，如《郭店楚墓竹简》中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六德》《尊德义》等，篇篇不离政教，说明这些文献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为政教服务，这与周代“史献书”的言谏制度对古文发展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徐复观批评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以为经学由周公发端，其文献经过选择，且以教戒为目的，非为存史，(52)正是看到了这些后来被尊为“经”的周代史书在当时的主要社会功用是政教。而从一定意义上说，周代古文，无论后人所分是经、是史、是子，它们都是言谏制度下随着形势发展而出现的不同形式的谏言，其社会功用在于政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