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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写在妇女节:我在做我小小的对抗的思索

http://www.newdu.com 2017-10-11 人民出版社 佚名 参加讨论

    龙应台写在妇女节
    我在做我小小的对抗的思索
    22年前的妇女节,龙应台以胡美丽的身份给自己写下这封信,四十岁的她坦言:“一旦加上孩子这一环,男女平等问题就变得双倍的复杂。”龙应台说:“面对男权社会的巨大投影,我在做我小小的对抗的思索。”在中国第93个妇女节到来之时,一起来听听龙应台的那声呐喊。
    

胡美丽这个女人


    龙应台
    
    二十岁的时候,我以为世界上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就是被人口贩子拿去卖了沦为军妓,我都有办法再站起来,只要有意志力,人随时可以拯救自己。堕落是弱者的自愿选择。 
    三十岁,我觉得女人只要有觉悟,她可以改变社会、改变自己。八五年为什么写《美丽的权利》?因为那个时候的台湾竟然还有女职员由于结婚怀孕而被迫辞职——那是九年前,这情况在九年后改变了吗?没有!去年就有一桩。这等于证明,写了文章也没用。 
    
    女人只是男人的一半!其实,有许多女人喜欢做男人的一半,有许多男人喜欢做女人的全部,这都没问题,可是也有许多女人不想做人家的一半,她只想做她自己的全部;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也给这样的女人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不是吗? 
    “美丽的权利”也不过就是“充分发展的权利”。我当时所希望看到的,也不过是,有一天,当你问一班外文系的应届毕业生“毕业想干什么”时,不会有三分之二的女生告诉你,她们想到贸易公司去当秘书! 
    

我当然不是说,这些女人都该改口说“我们要去当老板。”世界上没这么多老板,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可是这个社会架构认定了老板是男人做的,秘书是女人做的,而女人又毫不怀疑地认同、拥抱社会所派给自己的角色,这个社会未免太陈腐了吧? 
    我以为,凭着女人的自觉,凭着人的意志力量,这个陈腐的社会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它也已经有所改变,至少,没有哪个大学校长再敢在会议场合叫我“阿花”或“小姐”,你不能不说这是进步。 
    
    

生了孩子之后,你可以说是荷尔蒙在作祟,我不可自已地爱上了孩子,不只是自己的孩子,在马路上走着叫着笑着闹着的孩子我都忍不住要多看两眼。几年来还一直想着是否要收养一个不幸的孩子,让他分享我满溢的母爱;只是因为对自己的体力不够信任,所以没有付诸行动。好吧,这样喜爱孩子的人,当然不愿意将孩子交出去给别人养,我自己享受都来不及呢! 
    

谢天谢地,让我做个全职妈妈吧! 
    

“咦!为什么你得带孩子呢?爸爸到哪里去了?你应该和他五十比五十地分担呀!”
    一个二十二岁的绝顶聪明的新女性向我质问。她在大学里学建筑,通四种语言,将来要做世界一流的建筑师。 
    

“呃——因为我喜欢小孩。”
    “可是爸爸的百分之五十呢?年轻的女孩振振有辞地:你的女性主义哪里去了?” 
    我的女性主义——我有点给她惹毛了——
     我的女性主义所要求的,是社会给予不同需求的女性都有发挥潜能的机会。
    
    

    我现在想发挥的就是一个全职母亲的潜能。做爸爸的那个男人碰巧没有像我这样强烈的需求和兴趣,因此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公平分配。五十比五十是假平等,配合个人需求的才是真平等,你懂不懂? 
    未来的建筑师不置可否。 
    

台湾来访的朋友,不熟的,进门来见到两个又蹦又跳的小孩马上就会问:“孩子交给谁带?” 
    

对不起,自己带:家里住着的所谓“保姆”,其实只管打扫。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好像受过多一点教育的女人就该不屑于做母亲似的。我生的,我爱养,怎么样? 
    然后,渐渐的,我觉得可以出去教一两门课,偶尔出远门旅行个三四天,透透气,带孩子既是全职,那么我也得休假呀! 
    现在,轮到那个做爸爸的男人振振有辞了:“你怎么能走?孩子怎么办?” 
    我说,“保姆可以暂代呀!你可以早点下班帮忙呀”! 
    “不行!”男人说,“孩子需要母亲,保姆无可取代。而我呢,我下班回来已经累惨了,不能再带小孩。” 
     于是我对男人咆哮:“嘿,平时我担负了教养孩子百分之九十的责任,那是因为我喜欢,不是因为我‘活该’,你懂吗?现在,我只想把我的部分改成七十,你挑上百分之三十,你竟然抱怨?太过分了吧你!”
    
    

在和男人斗争的同时,有一天带着孩子去一个澳洲朋友家的聚会。女主人安妮把我介绍给另一个客人,一个五十来岁看起来是个成功的商人的男人(凡“成功”的人都会有一种让你知道他“成功”的眼神和姿态)。当安妮说,“她是个作家”时,成功的男人慈祥地答道: 
    “很好!那您可以赚点儿外快帮孩子付幼稚园的学费!” 
    我张口结舌地看着这个面带慈祥微笑、自信满满的五十岁的成功的德国男人。 
    如果安妮介绍的是个男人,如果安妮说:“这位李大伟先生是个作家”,这个成功的男人会不会慈祥地说:“很好,李大伟先生,那您可以赚点儿外快帮孩子付幼稚园的学费?” 
    看着这个男人的嘴脸,真可以给他一巴掌,可是,我只是由于太过惊讶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同时理解,这真的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的背后站着成千上万的男人——德国男人、中国男人、世界上的男人——以同样的眼光看着女人,慈祥的、友善的、绝对屈尊的眼光。在金殿酒店将女秘书灌醉尔后强暴她的男人,想必也有着类似的眼光。 
    回到家,想跟家里的这个男人继续抗争。晚上,男人回来了,两眼浮着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的血丝,他头痛欲裂,他心情沮丧,他的手因为工作压力而微微颤抖,他的心脏因为缺少新鲜空气和运动而开始不规则的跳动,他像一个泄了气的球,被弃置在角落里。 
    你说我应该去和他争回我应有的权利吧!现在,我应该对他说,我带了一天孩子,现在轮到你男人了。然后“砰”地关上门,我去看电影,或者,拎起行李上机场去了。 
    可是我没这么做。我给他倒了杯葡萄酒,放了热水在浴盆里,在热水中滴上一些绿油精,准备好一叠睡衣,然后呼唤他。在他入浴盆时,我说:“你再这样下去,不到五十岁你就会死于心脏病。” 
    我喜爱孩子,所以不忍心将孩子托给他人照顾;我喜爱我的工作,所以我舍不得为了孩子完全放弃我的事业。我主张男女平等,所以不允许男人认为“男外女内”是天职;可是当我面对男人因工作压力而疲惫不堪的脸孔,我又不忍心在他肩上再堆上一份压力,即使那是本属于他的一份。 
    

也就是说,我矛盾、我困惑,我这个所谓新女性一旦受到考验,竟然不知所措。
    
    
    一个如此矛盾、困惑、不知所措的人,她若是继续写文章告诉她的读者女人该怎么做女人——那她岂不是伪君子?我可以不聪明,但我不可以虚伪。 
    所以,四十岁的我,发觉一旦加上孩子这一环,男女平等的问题就变得双倍的复杂。更何况,人走到中年,难免要问:这下一半的路是否仍旧这样走下去?
    现代人怀疑一切、质疑一切,婚姻这个机构更不能免。在我看来,婚姻与个人的关系就如同国家机器和公民的关系。
    
    

    一个人需要安全,所以要婚姻,也要国家;但是人又渴求自由,随时有想逃避婚姻、反抗国家机器膨胀的欲望。
    
    

    婚姻和国家机器一样,两者都是必要之恶。 
    
    

我自己?我是荒野中的一头狼,喜欢单独在夜间行走,尤其在月光笼罩的晚上,有口哨声的时候。 
    

其他你就不必问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问题最后只有自己知道答案。或者没有。 
    

1994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


    责任编辑|崔培
    本文摘自龙应台《美丽的权利》,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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