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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周代建立了言谏制度，用于社会政治言论的收集与管理。天子通过各种谏言听政，各诸侯也要仿效，以便了解民情，教化民众。言谏制度中有“公卿列士献诗”“史献书”“百工谏”等制度性安排，政教目的十分明确。因此，进入体制内的诗歌生产和消费是一种职务行为。周初的颂美诗其实也是谏言。西周末年和东周前期的“变风”“变雅”，既是言谏制度的延续，也酝酿着诗歌发展的突破。春秋中叶的《鲁颂》被人视为“变颂”，它的出现标志着“献诗听政”的终结。周代史官除了记载周代史实，还记录整理了《虞书》《夏书》《商书》，因为“史献书”的制度安排要求史官们履行随时向天子提供过往统治经验的职责，所以《尚书》所载都是关于帝王们政教的经验教训。春秋战国时期的子书实为史书之旁衍，诸子“上说”也有“史献书”之遗意。周代古文多是言谏制度下随着形势发展而出现的不同形式的谏言，其社会功用在于政教。在周代言谏制度中，庶人对朝政的“诽谤”可以通过士的渠道上达天子，成为天子补察其政的谏言；天子身边的百工也都能向天子进谏，从而使政教更加完善。这种制度安排促进了小说的产生和发展。 关 键 词：周代/言谏制度/文学发展 作者简介：王齐洲，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文学发生甚早。早期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形态不仅构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基础，而且引导和规约着中国文学后来的发展。周代(包括西周和东周春秋、战国时期)是早期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言谏制度对文学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文学本身的发展又维护和保障着言谏制度的有效实施。因此，探讨周代言谏制度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认识文学与政教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学观念的核心价值，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一、周代言谏制度的成立 关于周代的制度建设，王国维指出：“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①这一论述对于认识周代制度特点提纲挈领。然而，就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而言，周代言谏制度却是比上述制度更为重要的制度，更值得引起文学研究者的重视。 关于周代言谏制度，前人虽有涉及，却大多语焉不详。事实上，言谏制度在周取代殷之后就自觉地建立起来，并切实贯彻到了实际的政教运作之中。《尚书·无逸》记有周公对成王的告诫：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诪张为幻。此厥不听，人乃训之，乃变乱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 周公曰：“呜呼!自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听，人乃或诗张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则若时，不永念厥辟，不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周公曰：“呜呼!嗣王其监于兹!”② 周公希望成王能够学习殷太宗、中宗、高宗和周文王，善于倾听各种意见，包括怨骂自己的意见，使得周代君臣能够像古君臣那样常常相互告诫，相互安顺，相互教诲，使得社会生活能够安定和谐；如果不能这样，只会激起人民心里的怨恨和嘴里的咒骂，结果一定是悲惨的。如果说以上所说都只是训诰之辞，还不是制度性安排，那么，《逸周书·皇门解》载周公对群臣所提“其善臣以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献言在于王所”，③就已经有了制度性安排的考虑。《大匡解》更载云： 维周王在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诏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执事之人朝于大庭，问罢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罚之戾、哀乐之尤、宾客之盛、用度之费，及关市之征、山林之匮、田宅之荒、沟渠之害、怠惰之过、骄顽之虐、水旱之灾。曰：“不谷不德，政事不时，国家罢病，不能胥匡。二三子尚助不谷，官考厥职，乡问其人，因其耆老，及其总害。慎问其故，无隐乃情，及某日以告于庙。有不用命，有常不赦!”④ 在这里，周公不仅主动要求“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执事之人”对如何应对灾荒提出意见和建议，而且要求他们帮助自己去考察官吏、了解民情，如实报告，不得敷衍隐瞒，这是他们的职责。周公甚至规定了他们履职“告于庙”即向宫中报告的时间。这就将“献言”上升到了社会政治制度的层面。即是说，“咸献言在于王所”是官吏们职责范围内的事，“有不用命，有常不赦!”官吏们所献之言，当然是批评朝政的谏言，包括他们所收集到的民间意见(所谓“乡问其人，因其耆老，及其总害”)，这便反映出周初统治者的确建立有言谏制度来保证下情能够上达。 周代的言谏制度对周人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史籍斑斑可考。我们可以举出正反两方面事例来说明。 正面的事例以西周末年东周初年的卫武公最为典型。《国语·楚语上》载左史倚相云： 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勿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诗以自儆也。⑤ 卫武公是周公之弟康叔的九世孙，卫国第九代国君，姬姓，卫氏，名和。周宣王十六年(前812)继父卫僖侯位为卫君，周幽王十一年(前771)，犬戎杀幽王，武公率兵往佐周室平戎，被周平王册命为公，任王室司马，平王十三年(前758)去世，活了95岁，在位55年，谥武，史称卫武公，被认为是当时最贤明的君主之一，即所谓“睿圣武公”。卫武公生活在西周末东周初，历厉王、宣王、幽王和平王，在耄耋之年能够主动要求臣下交戒训导，遵守的正是自周公以来所实行的言谏制度。 反面的事例可以周厉王为代表。据《国语·周语上》载：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⑥ 周厉王(前877-前841在位)乃周夷王之子，名胡，以荣夷公为卿士聚敛财富，并通过严刑峻法来堵塞言路。这一倒行逆施显然是不符合周代的言谏制度的，所以邵公(穆公虎)便用周公以来实行的言谏制度为依据来劝谏厉王，厉王不听，最后被国人流放于彘(今山西霍县)，成为破坏言谏制度而得到惩罚的反面典型。从邵公所言可知，这一制度的内涵是具体而明晰的。 周代言谏制度深入人心，东周时期虽然“礼崩乐坏”，却仍然有人不断地提及这项制度，以申说自己对于社会政治结构和言论管理的意见。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载： 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匿，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道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⑦ 这里师旷对卫君的批评虽然反映着春秋时期民本思想的发展，但他用来支持其观点的主要政治依据就是周公以来所施行的言谏制度，同时他还提及《夏书》已有类似活动的记载，说明这种制度继承的是氏族社会的民主遗风，渊源有自，只不过经过周公改制后，这一氏族社会的民主遗风成为了固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而已。⑧虽然师旷所云与邵公所云略有差异，但其实质却并无不同。 综合以上文献记载和各家述说，完全可以断定，周代制度建设中有言谏制度一项，用于社会政治言论的收集与管理，使下情能够上达。这种制度并不只停留在周代统治者们的认识中和口头上，而是曾经自上而下被认真地实行过。不仅天子通过各种谏言来听政，各诸侯也要仿效，以便了解民情，教化民众。只是到了西周后期，宗法秩序和礼乐制度遭到破坏，统治者们骄奢淫逸，无心再倾听谏言，致使言谏制度名存实亡。即便如此，它的影响仍然及于春秋、战国时期。正是这种制度，对周代文学的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后世文学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我们应该予以充分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