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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②参见徐飚《两宋物质文化引论》(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扬之水《宋代花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1期)、《两宋香炉源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1期)、《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等文章或著作，以及孟晖《花间十六声》(三联书店2006年版)书中收录的《床上屏风》《枕前的山水》《帐中香》等文。 ③[美]艾朗诺著，杜斐然、刘鹏、潘玉涛译《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④[捷]穆卡洛夫斯基《作为种种社会事实的美学功能、标准和价值》，转引自[英]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7页。 ⑤侯体健在《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一书中提到，刘克庄诗中的“荔枝”意象具有“实指性”与“特喻性”的特点。“实指性”意谓这是指向当下生活世界中的具体物象，是“现实意象”而非“历史意象”；“特喻性”意指这一意象对诗人而言有着特别的意蕴，与其传统意义不同。如“荔枝”在刘克庄诗中便“多隐逸之趣而少放逐之悲”，对应于诗人“心灵深处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莆田”。参见侯体健《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4-57页。 ⑥参见[美]杨晓山著，文韬译《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第四章“言辞与实物：诗歌的交换和描写交换的诗歌”第四节“三首诗、两块石头、一幅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⑦参见《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第四章“苏轼、王诜、米芾的艺术品收藏及其困扰”。 ⑧参见周裕锴《苏轼的嗜石兴味与宋代文人的审美观念》，《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期。 ⑨《双石》(并序)，苏轼著，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三五，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册，第1880页。 ⑩见《双石》诗序，《苏轼诗集》，第1880页。除这一记录外，苏轼对其“仇池”之梦还有一个更为详细的描述版本，如下：“予在颍州，梦至一官府，人物与俗间无异，而山川清远，有足乐者。顾视堂上，榜日仇池。觉而念之，仇池武都氐故地，杨难当所保，余何为居之。明日，以问客。客有赵令畴德麟者，曰：‘公何问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盖云：‘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他日工部侍郎王钦臣仲至谓余曰：‘吾尝奉使过仇池，有九十九泉，万山环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参见《和陶桃花源》(并引)，《苏轼诗集》卷四〇，第7册，第2197页。 (11)《双石》，《苏轼诗集》卷三五，第6册，第1880-1881页。 (12)在之后的诗作中，苏轼便自称“予有仇池石，希代之宝也”，坐实了“仇池石”的名字，而在晚年的诗作中更是直接以“仇池”称呼此石。详见后文。 (13)《上巳日，与二子迨、过游涂山、荆山，记所见》，《苏轼诗集》卷三五，第6册，第1865页。 (14)《次韵晁无咎学士相迎》，《苏轼诗集》卷三五，第6册，第1870页。 (15)《过杷赠马梦得》，《苏轼诗集》卷三七，第6册，第2028页。 (16)《和陶〈读山海经〉》(其十三)，《苏轼诗集》卷三九，第7册，第2136页。 (17)后人将苏轼的笔记命名为“仇池笔记”，亦可见出“仇池”意义对苏轼而言的特殊性。 (18)杜绾《云林石谱》，《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页。 (19)参见苏轼《仆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宝也，王晋卿以小诗借观，意在于夺，仆不敢不借，然以此诗先之》一诗自注，《苏轼诗集》卷三六，第6册，第1941页。 (20)《苏轼诗集》卷三六，第6册，第1940-1948页。 (21)《宝绘堂记》，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一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册，第356页。 (22)苏诗中极多戏谑之作，且多发生于交游背景之下。旧题南宋王十朋编《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一书即列有专门的“戏赠”一目，录诗32首。参见《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一五，中华再造善本据国家图书馆藏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23)艾朗诺指出，米芾的《画史》提到过王诜借人之画而不还之事。参见《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第224页。 (24)《苏轼文集》卷七〇，第5册，第2226页。 (25)例如欧阳修《戏答圣俞持烛之句》一诗，开篇即称“辱君赠我言虽厚，听我酬君意不同”。参见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上册，第383页。 (26)杨晓山书中认为“相如”是苏轼的自指，“文君”则指仇池石，认为“仇池石之于苏轼，如同卓文君之于司马相如”，这一理解似可商榷。使人疑惑的地方在于：将石比喻为自己的妻子，进行女性化的想象，既不符合苏轼对“仇池石”的态度，在苏轼诗中也找不到类似例子。且苏轼与仇池石相伴只一年，“平生锦绣肠，早岁藜苋腹。从教四壁空，未遣两峰蹙”的追忆亦无从谈起。杨晓山自己也提到了这一理解的不圆满处：“然而，苏轼把自己与仇池石的关系说成夫妻关系，这个暗喻马上就显得不那么恰如其分了。因为，苏轼的仇池石在被女性化以后，其化身更像是一名姬妾，而非妻子。”(《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第160页)。鉴于此，本文倾向于将“相如”理解为对王诜的代指。诗人起首先述王诜经历，“吾今况衰病”后再述自己与仇池石的关系，这样较为符合苏轼以诗辩争的对话语境及写作目的。 (27)出自《左传·襄公十五年》所记：“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册，第1024页。 (28)杨晓山书中留下了一些未解的疑问。除了上面提及的将仇池石比作卓文君的不恰当之外，还有如：“苏轼和王诜的争论却是双方欲望的直接冲突。有些令人不解的是，苏轼的欲望之所以合情合理，是因为他只拥有两座盆景小山。曾几何时，王诜却可以把武当群山一览无遗，拥为己有。……难道苏轼是在调侃王诜，警告他说，二人之间再进行礼物交换可能会有风险?”(《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第158页)此外，杨书中还有一些对苏轼心理的推测性描述如：“我们不禁要猜测，苏轼在提出以石换画的时候，是不是对自己十几年前遭受的政治迫害仍然耿耿于怀?”(第161页)又如：“在三首诗中的第一首里，苏轼把石头描绘成他极度喜爱的东西。那时，他表现出一个收藏家的典型心态。……在第二首诗里，苏轼这个占有欲很强的收藏家变得通情达理。……在第三首诗里，苏轼这个精明强干的艺术品商戴上了诗人哲学家的面具，俨然一副超然洒脱的模样。”(第164页)据笔者看来，杨书似乎太过严肃地理解了苏轼的写作态度，将诗句与诗人心理直接对应，忽略了诗人写作语气的游戏性成分与诗歌艺术的虚构性特征，其结论之有效性颇堪质疑。 (29)“海石”之称见这组诗中第二首诗的诗题。王文诰释此曰：“此不云仇池石，而云海石者，又以盆水为海也”，并指出“石无定名”的特点。参见《苏轼诗集》卷三六，第6册，第1945页。 (30)对宋人“诗战”的论述，参见周裕锴《以战喻诗：略论宋诗中的“诗战”之喻及其创作心理》，《文学遗产》2012年第3期。 (31)《壶中九华诗》(并引)，《苏轼诗集》卷三八，第6册，第2047-2048页。 (32)《予昔作〈壶中九华〉诗，其后八年，复过湖口，则石已为好事者取去，乃和前韵以自解云》，《苏轼诗集》卷四五，第7册，第2454页。 (33)《慈湖夹阻风五首》，《苏轼诗集》卷三七，第6册，第2034页。 (34)《只是一首诗》，[美]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字文所安自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页。 (35)诸如《游径山》诗中“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金鞭玉镫相回旋”(《苏轼诗集》卷七，第2册，第347页)等句。 (36)方勺《泊宅编》卷中，《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7页。 (37)《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苏轼诗集》卷四三，第7册，第2366页。 (38)《湖口人李正臣蓄异石九峰东坡先生名日壶中九华并为作诗后八年自海外归过湖口石已为好事者所取乃和前篇以为笑实建中靖国元年四月十六日明年当崇宁之元五月二十日庭坚系舟湖口李正臣持此诗来石既不可复见东坡亦下世矣感叹不足因次前韵》，黄庭坚著，任渊、史容、史季温注《山谷诗集注》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411页。对这首诗，宇文所安《只是一首诗》一文有专门的讨论，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书中“得失之间”一章亦有所涉及，皆可参看。 (39)《石钟山记》，《苏轼文集》卷一一，第2册，第370-371页。 (40)南宋人曾协作有《赋赵有异仇池石次沈正卿翰林韵》一诗，诗中有句称：“长公仙去后，兵马遂南牧。尤物落何许，心知委沟渎。何期超世贤，爱石不爱玉。夜半负之走，包裹随窜伏。一朝返窗几，时清端可卜。”(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二○四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册，第23003-23004页)杨晓山与艾朗诺皆据此论及仇池石在现实中的命运：北宋灭亡之后，仇池石曾被弃置沟壑，复又为赵师严发现并收藏。由于缺乏其他材料作为佐证，我们很难确认曾协提及的“仇池石”就是苏轼旧物，这一解释仅可聊备一说。在历史的变迁中，仇池石难脱遗失、消亡的命运，无如见诸文字记载的“仇池”意象经久恒常。 （《文学遗产：中文版》201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