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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仇池石之争”与“诗战”：以物为媒介的精神交游 《双石》一诗使两块形色优美的石头超越了单纯的“娱目”功能，具有了“娱心”的意义。而在不久之后的一场事件中，“仇池石”则跃然成为苏轼及其诗友唱酬的焦点，甚至引发了一场所谓的“仇池石之争”。 元祐七年九月，苏轼被召还朝，进官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通过此时其与汴京僚友的唱酬之作可知，一次，苏轼的旧友驸马王诜(字晋卿)欲借仇池石为观，苏轼认为这一行为“意在于夺”，便写诗与之周旋(《仆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宝也，王晋卿以小诗借观，意在于夺，仆不敢不借，然以此诗先之》)。这组唱和引发了钱勰(字穆父)、王钦臣(字仲至)、蒋之奇(字颖叔)的关注，他们纷纷次韵为诗(已佚)，表达对是否应借石于王诜的不同意见。苏轼再次前韵，一并回应了他们，认为若欲借石，王诜需以两幅韩幹马相交换(《王晋卿示诗，欲夺海石，钱穆父、王仲至、蒋颖叔皆次韵。穆、至二公以为不可许，独颖叔不然。今日颖叔见访，亲睹此石之妙，遂悔前语。仆以为晋卿岂可终闭不予者，若能以韩幹二散马易之者，盖可许也。复次前韵》)。王诜没有同意这一提议，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和朋友们另有主意，有的欲画、石兼得，有的建议二者并弃，苏轼再次作诗，认为石与画皆是身外之物，对此都不可执着(《轼欲以石易画，晋卿难之，穆父欲兼取二物，颖叔欲焚画碎石，乃复次前韵，并解二诗之意》)，最终化解了这场“争执”(20)。 围绕此事件留下的三首诗因其中所体现的物的交换关系、苏轼对占有“外物”的矛盾态度而为杨晓山、艾朗诺等研究者所关注。曾声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21)的苏轼，在这场事件中却表现出了对石的留恋与不舍，实际行为与其思想观念似乎有所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组诗完成于与友人交游、唱酬的语境之中。若将苏轼好玩笑、“多雅谑”的性格特点及其酬人之诗中常见的“戏赠”态度考量在内(22)，我们对“仇池石之争”或许会有不一样的认识。从第一首诗的诗题“仆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宝也，王晋卿以小诗借观，意在于夺，仆不敢不借，然以此诗先之”的表述开始，苏轼没有明言，但叙述中的戏剧化口吻却非常明显。比对《双石》一诗可知，以“希代之宝”形容仇池石显然是夸张之语。王诜之诗如今已佚，未知内容为何。苏轼对其进行“意在于夺”的推测，或许确实有现实的根据(23)，只不过，以“夺”释“借”，仍带有对朋友用意的戏谑性揣度，是故作严肃之词。可与之参照的是，苏轼题跋中有《记夺鲁直墨》一则小文，亦以“夺”形容自己的取墨行径。有趣的是，这则题跋本身便是用所取之墨写就，苏轼文中称“遂夺之，此墨是也”(24)——语气洋洋自得而颇见其乐。这里的“夺”绝非指真正的抢取，而是对友人间日常交往行为的戏谑化描述，亦是苏、黄二人亲密友谊的体现。此处，苏轼再次使用“夺”字描述王诜的行为，也带有同样的戏谑意味。而从第二首诗开始，钱勰等人参与了唱和，各持己见，众声喧哗。苏轼欲“以画易石”、钱勰欲“兼取二物”、蒋之奇建议“焚画碎石”，这些提议并不能轻易付诸现实行为，更似于观点的争锋和对话——几位诗人欲从观念上穷尽解决这一问题的不同可能。而在诗中表达“异见”、故意形成争端，这同样也是常见于宋诗中的诗人戏谑方式(25)。并不总是正襟危坐的严肃思辨，体现在“诗”这一文体中的说理方式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戏剧性、想象性、游戏性的说辞，皆能为诗人用作理直气壮的辩护逻辑。 在第一首诗中，苏轼试图这样说服王诜：“老人生如寄，茅舍久未卜。一夫幸可致，千里常相逐。风流贵公子，窜谪武当谷。见山应已厌，何事夺所欲。”苏轼提及自己漂泊的一生，年岁已老却仍无处可归依。而王诜曾因在乌台诗案中受牵连而贬谪于湖北均州，在那里饱览了武当的山川秀景。苏轼劝说已有过如此经历的王诜不必再抢夺这块石头，因为他曾历览过真实的山川，已经感受过那种精神的满足。而在第二首诗中，笔下变化多端的苏轼又换了一个论说的角度，他称： 相如有家山，缥缈在眉绿。谁云千里远，寄此一颦足。平生锦绣肠，早岁藜苋腹。从教四壁空，未遣两峰蹙。吾今况衰病，义不忘樵牧。逝将仇池石，归溯岷山渎。守子不贪宝，完我无瑕玉。 苏轼以“相如”喻王诜，又借用《西京杂记》中“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之典，称其家中已有一山，就在所爱女子姣好的眉目间(26)。诗称这一女子随着王诜经历过富贵生涯与贬谪时期的贫困岁月，但即使家徒四壁，也从未“蹙眉”、流露过忧伤不满之意。又说自己已然年老，想着归隐之事，欲将仇池石带回四川边境泯山边的小溪中。“守子不贪宝，完我无暇玉”一句，是对上述对比关系的总结，化用了“子罕辞玉”的典故(27)，苏轼劝说王诜不妨以“不贪”的品德、而非具体的石头为宝贝。然而这句诗也可从字面意思上理解为：请王诜守护好家中不需贪图别人便已获得的宝贝，也就是他所爱的女子；而使苏轼能拥有他所珍贵的石头，即仇池石。在《双石》一诗里，苏轼在普通的石头中看到了他的家乡之山。此处，借着诗意化的想象，苏轼不断提醒王诜他生命中所拥有过的山。除了武当真实的山峰之外，苏轼甚至还为王诜找到了更为美丽、持久、值得守护的山色。 在第三首诗中，苏轼援引了大量佛经典故，称“明镜既无台，净瓶何用蹙”“焚宝真爱宝，碎玉未忘玉”，意图从根本上解消众人对物的执念，跳出“拥有”与“放弃拥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诗中有“欲观转物妙”之句，正可用以描述上述几首诗中的论辩逻辑。与受物所役、迷己于物、为物所转的被动状态不同，苏轼不断转化观物的角度，为王诜寻找“仇池石”的替代品。至于具体的物是武当还是“家山”并不要紧，关键在于观赏者能够自足于其中、获得精神满足的观照方式，以及将外物化为己用的态度。在这首诗中，苏轼称“盆山不可隐，画马无由牧”，道明就其物质形态的本质而言，仇池石不过是“盆山”，并无玄妙之处，正如韩幹的马也只是画家的创作而已。这一次，苏轼开解王诜的方式是在现实世界中寻找“真实”的解脱：“三峨吾乡里，万马君部曲。卧云行归休，破贼见神速。”然而苏轼是真的要告老回乡，并劝王诜领兵沙场么?并不一定。这仍是一种说辞，一种可能性的假设，一种用语言和思维“转物”的方式。 苏轼三首诗中包含的对话性如今已无法还原，而随时间一道散落的还有真正的历史。值得追问的是：在现实世界里，是否真的存在一场关于仇池石的“争夺”之战?王诜对“借石”之意的表达、苏轼对王诜之意的理解和回应、旁观之人对此进行的开解与议论，皆由苏轼之诗知晓于后人。然而苏轼借物而为的凿凿之语，并非对现实生活的严肃记录，更像是变化百端的精神游戏。其中既包含精妙的智慧，也不乏艺术性的想象与游戏性的说辞。 如果考虑到“仇池石之争”中的游戏成分，那么仅以这三首诗为依据，解读苏轼对仇池石的态度或苏轼和王诜之间的关系，这一方法便值得推敲。如此解诗的前提是将这三首诗视作苏轼严肃的言志之作，将句意直接等同于诗人的思想和心理。然而若以此逐句探求，便可能引起解释上的困境，带来对苏轼心理的猜测性描述，或使诗中反映的诗人形象显得很不统一(28)。考虑到诗人写作语气的游戏性色彩，句意与诗人形象间便不能过于简单地画上等号。然而，对诗人写作态度中游戏性成分的强调，并非为了消解，而是为了补充对苏轼思想的完整认识。观物角度的多变、虚构性想象的丰富、戏谑姿态与严肃说理的并存，这些特点正是苏轼独特智慧的体现。在这三首诗中，仇池石时而被称为“希代之宝”，时而是“海石”(29)，时而仅仅是“盆山”，苏轼不断玩味意义与现实之物的不同结合的可能性。真正让诗人乐在其中的并非对物的实质性占有，而是写作过程中与不同人的思维、才智的碰撞和对话。 在这场事件中，表面上看是众人争夺中心的“仇池石”，其实始终“无动于衷”，并未真正离开苏轼的居所。它是引发写作的开始，却绝非最终的落点。这场以互赠诗歌、借诗说理的方式进行的“争夺”更近似于一场“诗战”(30)，是智慧的交锋与情感的对话。作为物的仇池石并非众人现实欲望的对象，而是引发诗歌议论的话题与承载精神交游的物质媒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