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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变化命运中的情感落点：作为抒情意象的仇池石 “仇池”意象再次见于诗中已近苏轼晚年，与其因政治之难南迁、继而北归的人生经历相关，并伴随着苏轼对另一块石头“壶中九华”的题咏。对命运的感受与对石的描写相交织，“仇池”意象的抒情意义在命运的动荡中得到了凸显与深化。 绍圣元年，哲宗起用章悖为相，开始“绍述”之政。苏轼再遭弹劾，落两职、追一官，责知英州。贬窜途中，三改谪命，最终以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的身份远赴广东。在通往岭外的路上，苏轼路经湖口(今江西九江)，看中了李正臣所藏一座形似九峰的异石：“湖口人李正臣蓄异石九峰，玲珑宛转，若窗棂然。予欲以百金买之，与仇池石为偶，方南迁未暇也。名之曰壶中九华，且以诗纪之。”(31)九华山实有其所，在安徽青阳。苏轼以石形近似，便以“壶中九华”名之，心有所好却未及购买。绍圣四年，苏轼再遭追贬，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赴海南贬所。而在苏轼已准备终老海南之际，元符三年，哲宗去世，徽宗继位，重用元祐旧党，苏轼由海外招归。建中靖国元年，历经世事之变、已近人生之暮的苏轼重过湖口，发现壶中九华石已被他人取去，便又作诗一首，“和前韵以自解”(32)，此时据上一首诗的写作已过八年，两首同韵之诗互为对话，记录了苏轼发现壶中九华石的惊喜与失去此石的遗憾。而在与“消失”的壶中九华石的对比中，八年来陪伴苏轼几番渡海、经历命运之变的仇池石显得温暖而恒久，如同情味深长的朋友。 “壶中九华石”是两首诗正面书写的对象。与《双石》一诗类似，苏轼借石展开了对山的联想。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联想与现实尤为切近——不再是遥远的梦境与故乡，而是南迁途中的真实所历：“清溪电转失云峰，梦里犹惊翠扫空。五岭莫愁千嶂外，九华今在一壶中。”此行一路山高水急，群翠过眼，连绵山峦让人目不暇接，亦让人感到行旅奔途不由人控。千山五岭之外的南方是行途的终点，遥远而陌生；九华之峰作为中原秀丽之景的象征与此行的追忆，或可于石中获得，作为迁谪之人的慰藉。对苏轼而言，秀美的壶中九华石犹如贬谪途中“此生归路愈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33)之景象的缩影，羁旅漂泊、行程不定之“惊”，远途迷茫、难以把握之“愁”，皆化解于壶中九华石所带来的惊喜之中。 大约正是因为与“壶中九华石”的相遇发生于特殊的人生状态之中，此石所激起的情感意义有异于常；八年后，得知此石已被“好事者取去”的苏轼，在诗中用了一个精彩的多层比喻，将失去此石的遗憾描绘得荡气回肠：“江边阵马走千峰，问询方知冀北空。尤物已随清梦断，真形犹在画图中。”苏轼以千峰之失形容壶中九华石的被取，山的消失，又在同一个句子中被形容为有如群马过江，不仅形象丰足，而且呈现为一个持续的、阵阵相继的过程，仿佛能见到众马之群像，亦可听闻喧嚣不止的马蹄声。正如宇文所安所指出的：“在从前的一首诗里，苏轼曾经有效地运用过这一奇异的比喻：‘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34)以奔马比喻山势是苏轼诗中的常见修辞(35)。此处，苏轼以“江边阵马”之意象所形容者却非真实的山峰，而是“石被人取走”这一过程，尤以本体与喻体间的巨大差异而显出诗人的情感强度。在第二句中，苏轼继续发挥了这一联想，用了伯乐过冀北而马空的典故，以“冀北空”描述群马过江后的景象。在伯乐相马的故事中，良马是贤士的隐喻。此处，巧妙嵌套了这一典故的苏轼，将其对壶中九华石的相知、欣赏与尊重放置于隐晦的修辞中，慨叹与此“士”失之交臂的遗憾。而无论“阵马”“千峰”还是“冀北空”，苏轼将情感上的失落具象化为饱满的形象与辽阔的空间景象来呈现，仿佛失去的并非一块石头，而是人生版图中的半壁经历。 方勺曾在《泊宅编》中质疑苏轼对壶中九华的审美：“(壶中九华)予不及见之，但尝询正臣所刻碑本，虽九峰排列如鹰齿，不甚崷崪，而石腰有白脉，若束以丝带，此石之病。不知坡何酷爱之如此，欲买之百金?岂好事之过乎?”(36)然而，石的外在形态未必是苏轼对之留恋不绝的真正原因。方勺又称：“予恐词人笔力有余，多借假物象以发文思”，或许更近实情。壶中九华石是触动诗人文情的引子，而“仇池石”便在这样的语境中再次出现。苏轼在诗题中提到，以“百金”购买“壶中九华石”的目的是欲“与仇池石为偶”，“百金”之数与诗人对仇池石的感情构成了平衡，或为虚指，却显出仇池石的分量。诗中虽以“天池水落层层见，玉女窗虚处处通”的玲珑形制形容壶中九华形态之美，但“念我仇池太孤绝，百金归买碧玲珑”才是诗人留恋此石更为深刻的情感之因：欲买壶中九华石是因为念及仇池石太过孤独，需要陪伴——在这推己及物的一“念”中，仇池石被人性化了。这一“念”，也是苏轼自我情感的流露。“一白”“一绿”两块石头，本可互相为伴，未必真正孤独。某种意义上，此处的“仇池”意象指代的是苏轼自己——那将要在未来的人生中太过孤绝之人。借仇池石而为的感发，是对自我命运的抒怀。 八年后，得知壶中九华已失，苏轼的感怀再次落到了自我身上，在诗中说：“归来晚岁同元亮，却扫何人伴敬通。赖有铜盆修石供，仇池玉色自琮珑。”暮年的苏轼回视自我，以隐居避世的陶潜、冯衍自比。在闭门谢客、隐居辞世的生涯中，将有谁来作伴呢?苏轼再次将目光落在了仇池石上。失去了陪伴的仇池石与没有客人作访的老人无言相伴着彼此。诗中的仇池石与初次出现时一样，被“汲水埋盆”以安置，“玉色”依然“琮珑”。苏轼在仇池石的恒定之态中找到了情感的依慰。这一长久而真实的情意，铺成了这两首诗温暖的底色。与此同时，这一意象与“归来晚岁”的诗人苏轼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的象征关系。“玉色自琮珑”的仇池石，其玉洁冰清的本性并未随时间与经历而改变，也并不依赖于它物的认可。晚年由海南召回的苏轼，曾以类似比喻描述由政治之辱中平反的自己：“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37)在身不由己的政治处境中，不曾改变的是诗人高洁的本性与自守的精神坚持。同时出现在这两首诗中的“仇池”意象，与两首诗的主题——“变化”构成了角力，以其稳定之态成为诗人情感的落点，象征着那在动荡人生中支撑生命的恒久不变的精神之力。 在许多文章中，苏轼屡次强调对物的超然姿态，批评对物的“占有”之欲；然而在诗歌写作中，抒情的诗句替代了抽象的哲理，苏轼可以非常自然地流露对物的依恋和感情。“仇池”意象的抒情性，与其作为苏轼生活中的“现实物象”、和诗人相伴多年的特殊性质密不可分。历经光阴镀染的“仇池石”久而有情，正是这层私人的情感联系，使之成为苏轼动荡人生中真实的慰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