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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回声：黄庭坚追忆苏轼之作中的物、诗、人 在苏轼饱含情感的观照下，仇池石不再是普通的石头，也不仅是外形优美的艺术品，甚至也不完全是抽象的象征，苏轼赋予了它人性化的情感和生命。 真实的生命却总有消逝的时候。建中靖国元年，苏轼离世。之后一年，黄庭坚路过湖口，在壶中九华石曾经的主人李正臣处看到了苏轼旧作。重遇旧时情、事，“感叹不足”的黄庭坚次韵一首，既是对苏轼原作的回应，也是对师友的深情怀念。在某种意义上，这首诗也可看做为苏轼和仇池石的故事所写下的句号： 有人夜半持山去，顿觉浮岚暖翠空。试问安排华屋处，何如零落乱云中。能回赵璧人安在?已入南柯梦不通。赖有霜钟难席卷，袖椎来听响玲珑。(38) 这是一首精心巧构的诗。诗句表面的意义和深层的抒情之间相互交织，构成了多层次的回声。就其最浅显的意义而言，此诗是在回应壶中九华石被人取去之事：沿用了苏轼惯用的想象，石在此处依旧被比喻为山。黄庭坚称这座山在静夜里被偷偷取走，让人觉得眼前空空若失。三四句借反问而议论：对石的命运而言，被安置在华丽的堂屋里，哪里比得上“零落”于自然的状态中有幸。五六句感慨那个能“完璧归赵”的诗人苏轼已经不见了，石头因而再也没有机会被取回。尾联是对全诗所问的回答：好在还有湖口附近的石钟山是无法被带走的，无妨以衣袖携铁椎来敲击，听它发出如石钟般清脆的响声。在这里，黄庭坚欲用石钟山长久的存在，告慰苏轼壶中九华石被取走的遗憾。 无法忽视的是，被取走的石头，同时也是生命消逝的隐喻。石头的命运与苏轼的命运互相言说，黄庭坚巧妙地使纪实成为象征。而这一隐喻能够实现，与典故的作用密不可分。诗歌首句是对《庄子·大宗师》之名句的化用：“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在《庄子》的文本中，能够负山而去的夜半有力者是运运不息、创造生与带来死的大化，正是这同一种力量带走了苏轼的生命。值得注意的是此句的修辞。苏轼形容壶中九华石被取走，用了“江边阵马走千峰”这一极具画面感的比喻。黄诗中的戏剧感则体现在对动词的精心安排上，细微却令人深味。与《庄子》中有力者“负”之而走的表述不同，黄诗用了“持”山的表述方式。轻巧的“持”与沉重的“山”之间并不协调的搭配，显出所谓的“山”只是一个虚假的修辞。或者不如说，对一个更强大的力量而言，世间所有看似坚固、恒定的存在，都只是虚假的修辞。死亡的无奈与必然便皆由这一个字而出。颔联则是对曹植“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之句的化用，同样是在比喻死亡。颈联“能回赵璧人安在?已入南柯梦不通”两句，则在工整的流水对形式下，以自问自答的语气道出无限的追怀和感伤。黄庭坚将苏轼的死亡比喻为一场他人无法进入的梦。“梦”是介于生与死、现实与虚幻之间的一种状态，以此形容苏轼的离世，恍如留有一丝生存的气息。然而“南柯一梦”是可醒的，在此比照之下，死亡却显得难以挽回，无从追步，令人慨叹不已。末句的石钟山之响，不仅是对壶中九华石的回应，也是黄庭坚对苏轼的致敬和追念——以一种看似轻巧的，与死亡之沉重并不相称的方式。 以石钟山的永恒回应壶中九华石的消失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袖椎敲击，倾听石钟山的回响，却是一个看似无意义的行为。这个贸然出现的结尾，似乎消解了此诗前半部分对死亡的深沉追问。然而这一“玲珑”之响，是曾经的“生”的回声，它本身便构成了与死亡的对话。作为一首追忆亡者之诗，此诗抒情表现上的丰富，不仅体现在“壶中九华石”与苏轼命运的对照书写上；更为令人动容的，恰是诗中一些看似无意义的“回声”式存在。例如，“能回赵璧”一句，并非对“完璧归赵”之典的简单运用。苏轼为“保护”仇池石而写给王诜的诗中便已用过类似比喻：“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苏轼以赵国自喻，用秦、赵争夺和氏璧的故事隐喻仇池石的归属。故而此句不仅是用典，也是苏轼往日诗句的“回声”，借此唤醒有关“仇池石”故事的整体记忆：包括苏轼和朋友间日常相交的友情、流露于其中的机智和幽默以及所有那些精心而为的诗作。与之类似地，黄诗在末句提及石钟山，并不仅仅因为它坐落于湖口附近，是切合时、境的实写，其同时也是对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的回应。在那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苏轼好奇于石钟山之得名，嘲笑唐人李渤验证“石钟”之名的笨拙方式：“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39)。在诗中欲“袖锥”以敲击、听石钟山之鸣响的黄庭坚，正是将自己化作了苏轼文中的人物、化作苏轼以其智慧所嘲笑的对象。在此“回声”之中，《石钟山记》这一文本重又鲜活，苏轼的嘲笑之声宛然如新。 黄诗的写法并非长歌当哭的抒情，而是通过对过往生命片段的激活，而使死亡如同虚设。过往的生命片段以文本为形式保存，对它们的征引与呼应取代了直诉式的情感表现，非常有效地传递着黄庭坚式的深情：在对情感的刻意节制中营造出深邃的追思。然而对生命之消逝举重若轻的表达，丝毫没有削弱其中蕴含的情感力量，因为这一略显轻巧、隐含幽默的写作语气是对苏轼的致敬：面对那个以机智的诗思保护仇池石、用勇敢的冒险探求石钟山的命名、为壶中九华石被取走而喟叹不已的苏轼，面对这样一个活泼、生动、丰富的人格，不该以悲伤的方式哀悼他的逝去。然而幽默所反映的生的活泼，却最为有力地映衬出死亡的漫长。在死亡的背景下，一切当时不知其意义的片段，都因代表着生之生动而熠熠生辉。黄庭坚的这首诗如同万花筒的透视镜般，将彩色的碎片幻化为美丽的图像，却又时时提醒我们它们碎片的本质。苏轼与“仇池石”相关的故事便是这些碎片中的一块，组成了回忆之诗令人动容的抒情图景。 “梦时觉是醒时非”的苏轼，最终进入一个更为长久的梦境之中。在“梦不通”的时候，与曾试图重往仇池之梦的苏轼一样，黄庭坚选择以作诗为方式，将物与人的生命象征化、抒情化、诗意化，使它们成为梦的某种见证。写诗是现实中做梦的方式。 在《双石》一诗里，苏轼赋予石头以“仇池”的象征意义；而在后人的追忆中，物的象征意义即是苏轼曲折而斑斓的一生。故人的情貌与哀思，戏笑及智慧，他的整个生命世界的鲜活与丰富，以物的故事为方式诉说。凡物易朽而文字长存。作为实物的“双石”早已不知所踪，而苏轼与仇池石相关的诗作却留了下来，成为后人“潜通”古人心中“小有天”的“一点空灵”(40)。 凭借对“仇池石”相关诗作的细致阅读，我们得以探知苏轼如何通过想象性、游戏性及抒情性的诗歌书写，使物与归隐之思、交游故事以及变化命运中的情感相联系，将仇池石从“物质的艺术品”转化为“美学的对象”。这些寄托了个人之“梦”、融会了艺术想象与哲学思考的诗歌书写，体现了诗人对物的个人化观照方式，是一种“寓意于物”的审美实践。与此同时，现实中的独一性特质又使物具有了特殊的抒情性。可以说，诗人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为物赋予了诗意。 此外，交际语境也是考察宋人与物关系时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这意味着，宋人对物的审美活动并非仅为一种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内嵌于一个广泛的文化网络之中。具体之物所具有的故事性、诗人借物所展开的智慧交锋与情感交流，亦汇成物之意义的一部分。而交际之诗所特有的游戏色彩及其为诗歌句意带来的虚拟因素，亦值得正视。虽具游戏性，然而以相互理解的智慧为基础分享语言与思维的密码，宋人间这一交往方式背后的意义是严肃的。 这类围绕物的审美而展开的诗人故事远非仇池石一例。欧阳修文人集团对“澄心堂纸”“月石砚屏”等物的集体吟咏，苏门文人间以“猩猩毛笔”“高丽松扇”为主题的唱酬等皆是宋代诗歌史上为人津津乐道的佳话。正是伴随着士大夫集体走向政治、文学、艺术等各领域的前台，这些紧密体现了士人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的物品也获得了自己的身份和意义。而物与人之间通过诗歌写作建立的深层关联，使对物的审美及书写成为一种延续文化记忆的方式。因此，对这类意象的发掘，对凝聚其上的艺术、情感与记忆的重现，将对深化认识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有所助益。 (责任编辑：admin) |